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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文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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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
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
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本文是为摩罗所著《耻辱者手记》所作的序，原文７０００字。）
（原载1998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六十劫语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好像应该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这联想或许有些不伦不类。
第一截，从重庆出生，到南京，再进北京，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出京，算是入世
前的准备。中间十八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渡过的，其间经历了
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
一次爆发，又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
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
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
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
术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六十年”交代过去了。
中国传统有“六十一甲子”之说，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
我的感受中，则是一大劫难，一个大坎儿。经过这一大劫，人应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么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写了几篇文章，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原点，
一个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得后兄早在1981年就提
出了这一命题。但对于我，此番重提，却意味着，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
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
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
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
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
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
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
义与理想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
的个人性与有限性、局限性的一种清醒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是我自己所能体
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仅是提供当代社会众声喧哗中的
一种“声音”。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
剥削人现象”的理想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
础。
因此，有所悟，还要有所解脱：这也是“六十大劫”应有之义。
不可否认，原有的“四大情结”多少含有某种赎罪、还债的意味，因而时有不
堪重负的感叹。现在算个总账，具体的“债务”大概已经还清，“罪”也一一赎过，
真可以松一口气了。本来此时已经能够大体无愧地去见“上帝”，以后的年月是多
余的。这新赐予的日子，应该属于自己与老伴了。如果还要继续写作，动力就更来
自内心的欲求，更要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了。人是这样的人，说的
自然也还是“个体精神自由”这类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心态或许会更自由，更少顾
忌，更少束缚了吧。至于是否会减少点火气，显示一种“成熟”——这正是许多师
友与学生期待于我的，则不敢保证，因为我相信本性难移这句话。人最终总是带着
某种遗憾，留下供后人非议的某些话柄，离开这个世界的，尽善尽美反而失去了个
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对自我生命的这一大段落，想说、要说的话都说了，最后加上一个标题：
“六十劫语”。
1998年2 月15日写于燕北园（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同名思想随笔集所写的
序言。）
献身学术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总是先翻目录，再看后记；这回也是这样，却一下就被《
后记》所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作者
本能地一手抱住了一岁四个多月的女儿，同时紧紧抱在怀里的，竟是正在写作中的
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稿！事后知道这不过一场虚惊，但在突发事件中的本能反应，却
最能反映人的本性：在王家平的心目中，女儿与书稿，同是自己生命（自然生命与
精神生命）的结晶，是最为珍贵的，其价值是任何外在的物资的东西所不能比拟的。
这样，他就赋予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以一种与生命（自我
的，与未来的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这本是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学者共同的
“痴情”，类似的逸闻趣事世间流传得很多。但在今天，却似乎显得古怪，至少是
可笑的：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
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于是，学术成了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毫
不相干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我卖，你买”的纯粹的商业行为，不过是单纯的谋生
手段，需要的仅是熟练的学术操作的技术与商业包装的技巧。我并不否认学术研究
的成果需要转换成图书市场上的商品，更不会忽视稿费对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谋生的意义——在我看来，这都是现代学术的特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学术
与市场的关系”本身即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我同样固执地认为，这
并不是学术（即使是现代学术）特质的全部，或者说，同样是商品，学术著作也有
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产品，既是作者的精神劳动的产物，又是提供精
神消费，满足读者精神需求的商品。这就是说，在学术的领域里，商业性的交换活
动，仅是一个中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研究者与读者开拓一个人所最需要的广阔
而自由的精神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它是直接服务于
“使人成为人，使人变得更为美好”的这一终极性的目标的，并且是与人的生命同
在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的神圣性
所在。它内在地要求着研究者生命的投入，要求着一种耐得住寂寞、清贫（当然，
这是相对而言的，学者首先要争取必需的生存条件与研究条件，又不能有超常的奢
侈的物质要求）的献身精神。我曾经一再地对希望走学术之路的年轻人说，学术研
究是一个“精神的炼狱”，万万不可轻易进入；但一旦进入，就一定要准备献身，
把生命投掷于其中，做出各种牺牲，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必需也必然是“呕心沥血”
之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是趁早离开。——我从不愿意将学术研究的价值绝对
化，离开学术岗位也并非耻辱，关键在是否适合自己。但学术研究又确实具有特殊
的魅力，所付出的牺牲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可以获得学术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
学术研究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的飞扬，不断发现的期待与喜悦，以及生命的充实感。
唯有懂得并珍惜这治学中的甘与苦，才算是进入了学术之门。现在看来，王家平通
过本书的写作，已经开始将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相融合，体验到了其中有得有失的
“滋味”。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欣慰：他开始入门了。
作者在“后记”中还谈到，这些年（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以后吧？）他自身也经
历了某种精神上的“地震”，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的荒诞感，漂泊感，以及身心交
瘁的挣扎中的绝望体验。他在自身的生命体验中，终于与鲁迅的心灵相遇。正是感
到了与鲁迅的“缘份”，这才拿起笔来。用王家平的话来说，自己所承受的物质与
精神的苦难，“成了能够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前提与基础”。这倒是似乎证实了
我的一个看法：“鲁迅不是可以作纯客观的‘研究’对象，让你支解分离的；他要
进入你的内心，要你也进入他的内心，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震。否则你永
远接近不了他，永远也读不懂他。而灵魂的共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
（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见拙作：《鲁迅是谁：世纪末的回答》）。我们
这一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绝望体验而认识、接近鲁迅的；现在年轻一代，又通过
八十年代末以来“并不亚于（文革）浩劫的种种震撼”（这是作家李锐说的）重又
认识与接近了鲁迅：近年来在一部分中青年中悄悄出现的阅读、研究鲁迅的热情，
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体验基础之上，并且是发自内在的精神需求的。王家平的《鲁迅
精神世界凝视》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凝视”鲁迅的精神世界
的；在他的笔下，有着鲁迅的精神世界与自我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遇合。于是，他有
了自己的发现，例如鲁迅一生的飘泊流浪体验，“过客”式的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
式和悲剧境遇；鲁迅的终极性追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丰富与加深人们对鲁迅的
体认。当然，这种体验式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如果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体
验，甚至用一己的体验代替了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实际考察，不仅会造成对鲁迅的曲
解（缩小，夸大，变形，等等），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我们重视研究者个人与鲁
迅相通的体验，如前文所说，仅仅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进入（感悟）鲁迅的
内心世界；但进入（感悟）以后，还要有更为艰苦的对鲁迅精神实体的全面而细致
的考察与研究。王家平用的是“硬功夫”：
他反复地阅读鲁迅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搜集到的回忆、考证文章，每一个鲁迅
精神命题下的所有有关材料，都尽可能地搜罗汇集，然后一一排列，研究。他所采
取的研究方法，我想或许可以概括为“体验与实证的结合”，既能从总体上感悟到
鲁迅内在精神的某些命题，又把这样的感悟建立在全面而翔实的事实材料分析基础
上。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少对王家平是合适的。当然，他毕竟刚刚入门，本书的写作
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总的感觉是对材料没有吃透，没有更深入地揭示各个材料之间
的内在联系，常常限于外在的铺叙；这正是暴露了作者思想穿透力、理论概括（提
升）力的不足，以及想象力、原创力的不足。
这或许是一种苛求，但王家平既然已经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那么，他自然也
就会准备好走一条艰险的路，还有许多的学术难关在前方等待着他。
王家平在“后记”中一再怀着深情地谈到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这些文字也很让
我感动。在我看来，对家人的爱与对学术的爱，都是对于生命的挚爱的表现。学者
本质上是“人与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探索者，他天然地热爱人，热爱人的生活，拥
抱着一切生命。王家平说，他的女儿将与他的学术一起成长——这极有诗意，也是
一个象征。我祝愿他终能实现这一愿望，也以此祝愿一切愿意献身学术的年轻朋友
们。
能写与不能写的
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
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
“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
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
……如此等等。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
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
缺陷，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
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
（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
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
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
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
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
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
“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
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
点，可以这样说，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
“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
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
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
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
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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