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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的太阳-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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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
他走进房间。我身高大约180公分，还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进这房间时得低头弯腰。我听到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传来粗厉刺耳的丝丝声。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释道。
“什么？”
“我们在溜冰场的下面。你会习惯它的。实际上，现在就算不错了。每当他们下午练冰球时，那更是嘈杂不堪。”
我们朝屋子的深处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潜水艇里。我扫视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学生，他们全都在专心地工作。我们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无人抬头张望。桑德斯问道：“你想复制什么样的录像带？”
“8毫米的日本录像带。保安用的。复制起来也许有困难。”
“困难吗？我看不见得。”桑德斯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编了不少早期视频图像增强规则系统。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统曾经是人人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是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在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不，不，我们能够复制。”
我递给他一盘录像带。他看了看：“漂亮的小东西。”
我问：“你的系统后来怎么啦？”
“我的系统没什么商业价值。”他说，“80年代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一些美国公司完全放弃了商业电子产品。我的图像增强系统在美国没有多少用处。”他耸了耸肩。“因此，我设法把它卖给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来呢？”
“可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它的专利权。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方法？”
“不，他们只是获得了专利权。在日本，争取专利权是一场战斗。日本人对专利像着了迷似的。他们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时间才能得到一项专利，而你的申请18个月后就已经公诸于众，打那以后专利税就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然，日本与美国并没有互惠特许协议。这是保持他们优势的一种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到日本时，发现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拥有一些相关的专利权。他们取得了‘泛专利权’，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关专利的使用权。他们没有权力运用我的系统——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权力使用那些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对我的发明的使用专利权。”他耸耸肩。“这种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清楚。不管怎样，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发明了更加复杂的视频软件，远远超过了我们使用的软件。现在他们比我们先进好多年，然而我们却还在这实验室里奋力挣扎。哦，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吗？”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计算机控制台前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头黑发，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挡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很惊讶。“特里萨，丹在哪里？”
“在准备一门期中考试呢。”特里萨说，“我在帮着运算实时级数，快结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学生的年纪要大些，但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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