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精选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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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在奥林匹斯之巅。教授的办公室其实也就等于书房。不要多久，这第三书房也书满为患。于是又把无处安顿的书一批批运回家去。

我的办公室在太古楼，静寂亦如太古，这清福实在修来不易。以前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碧秋楼二楼，正当梯口，又隔着走廊与教师的联谊室斜斜相对，既扼要冲，自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门外总是笑语喧阗，足音杂沓，不时更有人在长廊的两头此呼彼应，回声不绝，或是久别重逢，狭路相遇，齐发惊叹。长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柜台，别处的女工不时来访，印证了广东人的一句话：“三个女人一个墟”。再过去是厕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同事们出入其门，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从那里搬到太古楼来，简直是听觉的大赦。

此刻我坐在太古楼上，山色可玩，六根清静，从从容容享受免于噪音的自由。但这好景恐怕是长不了了。一回台北，等于重投噪音的罗网。而香港这两间书房里满坑满谷的书刊，又将如何运回台北去呢？这一搬，岂不成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

　舞台与讲台

如果报纸是一座都市，则副刊正如在层层叠叠的建筑物之间，开出一片翠绿的公园，让市民从容享受宽敞与幽静。而形形色色的专栏与专刊，正如公园四周的图书馆、博物院、艺术馆、剧场。一座都市如果没有这些，就太单调、太现实、太没有文化了。

报纸的副刊风格不同，版面互异。以内容来分，则有的主情，有的主知。传统的副刊侧重抒情，所以大致上成了文学的园地，可以读到诗、散文、小说等等感性作品。所谓文坛，有一半就在这样的副刊。英美报纸的副刊登的大半是书评，却少创作，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报纸副刊不同。也有水准偏低的副刊，把抒情降为滥感，任由作者写点个人的杂感、亲友的交游，等于有稿费的日记了。

至于主知的副刊，则于文学创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读之有味的专栏，和较有深度较为长篇的评论文章，研讨的对象则遍及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副刊最具社会教育的使命感。所谓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这里。主情副刊的编辑，应有文学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编辑，应具文化的修养。

香港有不少报纸的副刊，抒情既不怎么文学，主知也不怎么文化，颇难这么归类。香港报上的专栏有些相当高明，但是一般的专栏流行两种文章：一种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滥感日记，另一种是讽世论政的杂文。后面这种杂文可谓香港文化的主产品，里面颇有几枝妙笔。可惜这样的港式笔法难合台式尺度，不能进口，否则国内读者的眼界当会放宽。这几枝妙笔意气风发，从港府一直评点到中南海和唐宁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陈之想从香港去了美国，最不惯的就是每天读不到这种杂文。杂文大盛于香港，言论自由是一大原因。但自由也就大半用于言论，有话就说，许多不平也就直肠一吐。另一方面，用比兴来寄托，用想象来转化的文学创作，也就似乎不必去经营。杜甫如果可以写专栏直接论政，也许不会成为诗史。

以形式来分副刊，则有的版面固定，有的变易不居。香港的副刊往往分割成许多专栏，大的像棋盘，小的像算盘，各据一方，成为粤语所谓“贩文认可区”。美国人见了，会觉得像一盘分格的电视快餐。古人见了，会说它像并田，四周的八块是私田，中间留一块做公田。在《星岛日报》上，我的三女儿佩珊一度也领有这么一块私田，我自己不过偶尔去公田耕耘一下。佩珊的私田每周耕四天，已经忙不过来。香港有不少专栏由一人执笔，而天天见报，我称之为“旦旦而伐”，就算是桂树，也禁不起吴刚之斧吧。有的专栏作家，以一人的血肉之躯而每日维持几个专栏，简直不可思议。一位专栏作家自喻写稿如车衣，只见稿纸上下推移，不见右手挪动，生产量真是惊人。

台湾的副刊通常留下一大片公田给作家们轮流耕耘，只有几块边区给连载小说和专栏。在这样的安排下，作家出现得比较多，比较快，也比较畅所欲言，诚如旧小说所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种方式比较自由，也比较自然，只是辛苦了编辑。不过，这种主动的编辑往往能推出专辑，甚至推动文风或思潮。

台湾的大报近年常办文学奖，金额高、评审严、宣传多、得奖作品发表得快，对文学贡献颇大。同时副刊也常举办座谈与学术演讲，听众轻易使逾千人，纪录并公之副刊，对文化影响不小。新加坡的华文报纸这两年也举办征文比赛和文艺营，十分起劲。在这方面，香港的报纸远远落在背后，甚至对本地已有的“中文文学奖”及“青年文学奖”也没有什么报道。以文学奖金而言，香港市政局主办的“中文文学奖”最高金额是港币八千；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的“金狮奖”最高金额是新币二千，都不如台湾金额之高。论稿酬，也推台湾领先。

报纸是现代化的企业，当然要追求销路和利润，讲究经营之道。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机构、出版事业，不能推卸社会教育的责任。副刊不但要满足读者的需要，更应提高读者的境界，扩大读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它不该只是跟着读者走，还要领着读者走。它不妨带一点理想主义，去塑造未来，而不仅仅是把握现在。副刊对于社论，不妨保有相当的自主。如果副刊只是社论的延长，社论只是政策的应声，那个社会大概不是多元。副刊变成舞台，未免太花俏；变成讲台，又未免太沉闷。如何能够深入浅出，情理兼顾，寓教育于趣味，而收潜移默化之功，就有赖编辑与作家共同努力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薰。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思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