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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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校旱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校旱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帖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现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须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面，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97、闲话旅游

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常葫，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日常生活常葫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

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风景好、气候好，固然是客观条件，但还不足以成为胜地。按照我们的习惯观念，接下来的条件一定是历史古迹了，如果没有也要从传说故事中拼凑，但无论是尼斯、戛纳还是摩纳哥，几乎都没有什么历史古迹。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可见，此间作为旅游胜地，基础是风景气候，而关键则是现代高层度假生态的构建。

这种高层度假生态一旦构建，又成为自然风景之外的第二景观。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无奈于一种可恼的逆反逻辑：风景名胜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处则缺少自然景观。山陬海隅的高层度假生态改变了这种逆反逻辑，营造了人与自然在生活状态上的相悦相欢。因此，这种生活状态也就具备了观赏价值。今天到“蓝色海岸”游观的旅人，目光总是兼及两边，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地中海，一边是多彩多姿的别墅群，真可谓在领略一种“人化自然”。

站在“蓝色海岸”，我们还会对历史古迹在旅游中的地位，产生更达观的想法。

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强调，并不是一切历史事件都能成为艺术题材，连历史学家也不会到剧场中研究历史，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同样的道理，多数游人也不会把旅行当作考古行为。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

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