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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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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浚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中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过从，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妇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浚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那儿都要踮脚南望。他一直认为海南岛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政善民安、风调雨顺的理想王国，而他的铮铮风骨，正出自这种朴实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感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他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正当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宋史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筹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于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不怕历史学家见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历史。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这并不是胡乱臆断。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与大陆发生关系，它的这种文明形态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战性。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它对时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它让副宰相李光兴冲冲地去打听猪价，它让大诗人苏东坡醉迷迷地去寻觅牛粪，它让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泪，它让千古清官海瑞乐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在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线条越见明丽，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水彩画。我想，中国历史上各种黑白分明的图景，一到海南岛也会一一晕化了吧。
色彩浓处，野性犹存。今天的海南岛还有大量的落后乃至混乱极须改进，但我更不希望看到它自身生态方式的失落。不管多么繁荣多么现代，它对于整个中国版图而言仍然应该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重的休闲所在，温暖而祥和，寻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功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作为，使急急赶路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地图上看到它也能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抚慰。好生安顿下冼夫人的洁白海滩、黄道婆启航码头、苏东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梦中故居，让一切有机会上岛的人都能吟一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能这样，海南岛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将更加夺目。它过去曾弥补过中国历史一种重大遗漏，那么今后将会进一步把历史的缺口修复。曾因海南岛而构成问号的中国，将因海南岛而变得更见健全。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总在驱逐，总在追赶，不知已经多久。不断地寻找猎物，不断地寻找对手，不断地寻找名声，不断地拉起弓箭。但是前面还有什么路呢，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74、心中的恶狼
在各种凶杀案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种？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理由的那一种。有理由，就有逻辑，伤害具有针对性，人们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没有理由，只能听天由命，谁都手足无措了。
其实，没有具体理由的犯罪，总还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理黑箱，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会蹿出来一条恶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的一个歌舞厅里，一个握着长剑的青年男子见人就刺，不到半小时就刺死四人，刺伤多人，他边刺边大声吼叫：“我孙玉峰曾经是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事业的成功，对社会有益，我事业失败，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那么，他有什么事业呢？这完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过一些江湖武侠故事的农村无赖子的狂想。他偶尔进县城，见路上没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每走到人群之时，竟然当我是死人，视如无物，阴恻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断言“天下人人可杀”。
看来，他走向罪恶的心理程序，是从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觉开始的。总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实在没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计他曾多次自我卖弄，一再招惹别人，甚至恨不能把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引出来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一架，可惜连这也没有发生。他的招惹因形态卑下，别人只须眼角一扫就会立即厌恶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这种极度的孤独和无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没有特定的对象，只能拿起长剑，朝那些活得最快乐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认知范围，他选择了歌舞厅。
应该说，这个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别人，却不躲开、不道歉，反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甚至越来越义愤填膺，这是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问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认识，他在五年前一边剽窃我的作品发表，一边写文章骂我，这样做我还能理解，贼喊捉贼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来我对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对我的批判却接连不断，而且口气越来越凶，这是为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问题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开始，他一边剽窃你又一边骂你，是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对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反应，使他感觉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彻底的自卑，并由自卑变成愤怒。”
“不是欺软怕硬？”他问。
“不是。欺软怕硬只是表象，”我说：“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软，但已超出了软的底线，是一种不可理解之软，而不可理解之软其实就是一种超强度的硬，因此引发了他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深奥。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招摇过市。作为这次恶性事件的代价，这个同学在十年之后被审查了很长时间。
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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