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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士子风流-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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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
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贾琏和凤姐还小，又是颂圣，又是向往昔日的热闹。照赵嬷嬷看来，那并不是真热闹，而是大煞风景的“虚热闹”，罪魁祸首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皇帝。
她开头的那句“阿弥陀佛！原来如此。”就不是什么看热闹的话，而是别有惊心的感触之语。一位一耳聋了的老年女奴，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思想水平，这么大的胆量勇气，居然当着主子的面骂起皇帝来了？须知她是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的代言人。关于此点，曹雪芹的知己和《红楼梦》手稿的整理编辑者脂砚斋，曾有提醒读者注意的三则评语，颇能道破其弦外之音。
甄家正是大关健、大节日，勿作泛泛口头语看。
最要紧语，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什么“大关键、大节目”，什么“最要紧语”，为什么要反复提醒？作者要出脱的“忆昔感今，又是什么？与其说这个小插曲是为大铺开写省亲作引，倒不如说写省亲是为写南巡作补充对照。南巡尚且是“虚热闹”，省亲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更是不足道哉的“虚热闹”。
皇帝南巡并不是为了老百姓，因此，御驾一出，就要显出皇家气派来。
南巡时带着皇太子，还可美其名曰让他“谙习地方风俗，民间疾苦”，可是还奉着皇太后，带着皇后、殡妃、诸皇子，几乎全家倾宫南下，到处游山玩景，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劳民伤财，苦害百姓了。
皇帝南巡，地方官是苦中有乐。表面看，派差很苦，修御道，筑行宫，备供应，不仅官办，还要解囊“捐修”，还要满足随驾人员的敲诈勒索，备办不周，还可能有丢乌纱帽和脑袋的危险。
实际上，地方官无不乐为，这也是捞一笔横财的好时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向老百姓加派钱粮就是了，谁敢不“乐从”，就拿不欢迎圣驾的大帽子办人。
当时有人写诗以讽筑行宫之奢侈，所谓“三汉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系指修扬州塔湾行宫（高昊寺行宫）的情形。小小扬州，不仅此一行宫，尚有金山、焦山、天宁寺三处，可见糜费之甚。扬州如此，何处不然。
皇帝路过每处行宫，不过住上三天两晚_L而已，而几十万两银子则白自扔掉了。须知，当时东南一石米价才一两银子左右，河南一石小麦也不过一两半左右，一处行宫之筑，要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皇帝南巡，老百姓是有苦难言。当时的文人说，老百姓“躬逢圣典，得见天颇，万民双腾”。实际呢？老百姓是被地方官吏逼迫着驱赶到御道两旁，长跪不起，等候恭故地迎送圣驾。圣驾过时，还要叩头触地，能否看到“天颜”，则不得而知。
但驾过以后，忍受了长时间的风霜之苦，只好瘪着肚子回家，茅屋破灶，煮点糠菜挡讥寒了。而皇帝呢？御膳房旱就专程从京城把食品运往各地，连奶牛菜羊都是专运的，更不用说地方官备办的“圣餐”了。
与民同乐么？假的，“虚热闹”，各吃各的饭，老百姓之苦随糠咽。
皇帝南巡，随驾人员敲诈助索地方官吏，以饱私囊。那一随行的皇太子、皇子、火巨、侍卫、太监，象一群饿狼出山一样，视地方官吏为肥肉，借护驾之威，张贪婪之口，欲地方官吏捧食而饱之。
地方官吏除侍候皇帝、皇太后、皇后而外，还要尽量打发他们满意，否则会遭到残酷的摆布。
其实皇帝不仁也是照样的贪，如从进献的大量珍宝中选取白玉杯、白玉鹦鹉之类留下，不过这是地方有司乐意贡杯，皇帝赏收，名义好听罢了。
然而，那也是民脂民膏，与随行人员的勒索一样，同是老百姓的血汗。
关于南巡的侧写，完全是曹公的自传体。
第四十九章 谨防病毒
康熙在短短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南巡六次，仅就途经江宁一地而言，其中五次均与曹家有直接的关系。
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约是江宁织造曹玺卒于任的半年后，因之一至江宁，便对曹家关怀毕至，亲至曹家抚慰，派大臣祭奠，谓曹玺“是肤琴臣，能为联惠此一方人者也”，并赐御书，以示宠荣。
曹家虽在居丧之期，而对于皇帝的驾临，大概还得摆出象样子的场面，总不至于捧上一杯白开水的。
康熙从第三次到第六次南巡，正值曹寅任江宁织造，所以四次途经江宁，均以织造署为行宫。
曹寅办了四次接驾的大场面，同时苏州扬州两处的接驾，亦曾亲与焉。这是曹家最煊赫鼎盛的时代，然而也伏下了曹家以后跌落的祸机。
曹家能多次举办接驾盛典，不仅表示有势有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主子的关系亲密，非比泛泛一般的君臣关系。
康熙于织造署接见了他幼年的保母曹寅的母亲，高兴地称：“此吾家老人也。”亲书“瑞置堂”以赐。君臣一家人，关系多密切啊！
当然，曹寅为了孝敬主子，江宁四次接驾，也是尽力大讲排场的。结果呢？欠下了几十年也没算清的亏空账，至少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约相当于曹寅万余年的傣禄。
康熙闻知，警告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曹寅也胆颤心惊地表示“急欲将汉粮清遭，脱离此地。”
因为大量亏空国帝，究竟干系非轻，闹小了皇帝还叮力之回护，闹大了，为了保住主子的体面，就不得不让奴才当替罪羊了。
设法补空，说得好听点，叫作诉东墙补西墙，说得直截了当些，叫作用贪污来填贪污空。
这么大的窟窿，曹寅至死也没补上。后来别人替他代补，也只能作到糊涂了账。
曹寅没见到此事的后果，然却应在他的子孙头上了。雍正一上台就翻老账，让继任江宁织造的曹倾补亏空，补不上就干脆操家。然而抄来的东西却不抵国祭，照数赏给了抄家有功的新任织造隋赫德。
由此可见追老账只是一因由，目的是把康熙的“一家人”当作“奸党”来惩办。这一惩办，结束了曹家搞“虚热闹”的兴旺历史。
曹雪芹对这段历史只是耳闻，并未亲历，因此，他的记忆也很少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复述，而更多的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的想象与概括。
曹雪芹对康熙六次南巡的历史事件，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让甄家接驾四次，贾家接驾一次，王家接驾一次。
贾府第一代的权贵不在了，后未者则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这洋，还要硬撑门面，又搞什么省亲之类的“虚热闹”。再搞下去，后果就可想而知。
贾府的末代子孙贾蓉就须为此担优，“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这又岂止贾家而已，同时准备迎接省亲的周贵人家和吴贵妃家，以及其他几大家族，也都逃不脱这种结局。
康熙南巡，对于曹雪芹来说是“昔”，故脂砚斋谓《红楼梦》写及此是“忆昔”。那么，所谓“感今”，就应是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乾隆的“南巡盛典”了。
然而脂砚斋的“忆昔感今”说的虽明白，但还不算准确，因《红楼梦》并没有直接写“当今”的南巡，而是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则对今又如何感？
曹雪芹对康熙的南巡只是耳闻，对乾隆的南巡则是亲见，既见当有所感，然却不直书，都一笼统归到“太祖皇帝”身上去。这一则也是更直接地逃避文字狱，一则是使作品更典型。
“太祖皇帝”为始作俑者，“当今”只不过追随之而已，性质都一样，概一知十，无须分言。
官雪芹只经历过乾隆前三次南巡的时期，并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次。但是乾隆偏偏也搞六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红楼梦》以生动的补充，自投罗网地钻进曹雪芹的艺术圈中来了。
乾隆南巡，总起来说，是好话说尽，而劳民伤财之举则登峰造极。但皇上要骗，臣下要瞒，一部记载乾隆前四次南巡的一百二十卷的《南巡盛典》，不过是骗与瞒的实录而已。
所谓“万年典要，将历久而逾光”，就是不但要瞒编当时的人，还要瞒骗后代人。可是当这出骗人的把戏还未编好时，曹雪芹早就及时地把老底揭穿了。而《南巡盛典》之编，却成了欲盖弥彰的幌子。
乾隆南巡仿康熙，曾自供不讳，“南巡之典，亦适率我皇祖成宪，抵奉慈宁，宣祺导豫”，也是带着皇太后去的。“珍念民依，省方问俗”是假，久闻“江南名胜，甲于天下”，欲“眺览山川之佳秀”，才是主要目的。
乾隆还有更动听的，说南巡也是为了兴治水利，实际乾隆对水患是既不关心也无办法的，比起康熙，相差远甚。仅从乾隆七年至五十年期间，黄河就在河南江苏决日二十次。
每次南巡前后，黄河的“龙王爷”总要决口而出，迎送圣驾，所过之处，当然尽为泽国。乾隆在这样的情况下佯为不知，不断南巡，而于微山湖建闸之类则大肆吹嘘，岂非以小掩大？
乾隆的南巡，正是掩盖灾荒世界的“虚热闹”，不顾千百万人民处于水火，一味追求炫示“天威”和游山玩水的巡游。
每次南巡前一年，就要开始准备，命地方官修铺御道，曲直宽窄要合度，遇坑填之，遇冈削之，遇坟墓则让死人搬家。
修筑营站行宫，整饰名胜古迹。准备就绪以后，详细绘图，送呈“御览”，不合“圣意”者重行翻工。一切完了，再“遣响导大巨覆加查看”。
以乾隆十五年给第一次南巡的预备为准，计全程水旱路共三千一百零四里，五十二站，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九十七站。
“营盘每座，准修垫夫一百六十名；尖站盘每座，准修垫夫八十名；道路每里准修垫夫三十五名。”多长时间，没有明说，当以干完为止，故所用工难以计算。
营站为稍事休急处，至于行宫，就更加讲究，仅地点的选择，就颇费心思，而建筑和陈设则力求豪奢。总计全程著名之行宫约三十处。
行宫之豪奢，首推南方。如扬州之天宁寺行宫的建筑，有“大宫门，门前建牌楼，下瞥白玉石，围石阑杆。甫道上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垂花门，寝殿，西殿，内殿，御花园。门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两边为护卫房。最后为后门，接驾过后，各门皆档木栅，游人不敢入。”
塔湾行宫的建筑更过之，“初为垂花门，门内建前、中、后三殿，后照房。左宫门前为茶膳房，茶膳房前为左朝房。门内为垂花门、西配房、正殿、后照殿。右宫门入书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厅前为闸口亭，亭傍廊房十余问，入歇山楼。厅后石板房、箭厅、万字亭、卧碑亭。歇山楼外为右朝房，前空地数十弓，乃放烟花处。郡中行宫，以塔湾为先，系康熙间旧制。”
江宁行宫之建筑，亦与此相类似。扬州为两淮盐商集中地，素称富有，为迎驾一次就捐很一百万两。塔湾行宫即为盐商自行修建和陈设，宫内如宝库。
塔湾行宫即“三汊河行宫”，也叫“高曼寺行宫”，它的修建应早于曹寅“点差之前”的康熙四十三年，但行宫告竣应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初。这从曹寅在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覆奏摹刻高曼寺碑文折》的奏折中可知：
“所有两淮商民顶戴皇恩，无由仰报，于臣寅未点差之前，敬于高曼寺西起建行宫，工程将竣。群望南巡驻跸，共遂瞻天仰圣之愿。臣寅目击商民感戴情形，不敢壅于上闻。”
康熙也有朱批：“行宫可以不必。”表面上看，三汉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曹寅只是“目击”而并未参与。
事实上，曹寅此语实不可当真。曹寅不仅各捐银二万两，而且还因“勤劳监修”、“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并获得“加级”奖赏：“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
由此可见，兴建三汊河行宫应是曹寅一手策划而成的，即曹寅为了报答康熙的‘隆恩异数’，遂于三汉河畔为皇上营建了一座行宫。
三汉河行宫的规模宏大，据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记载：
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雯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圣祖南巡，赐名“茱萸湾”。行宫建于此，谓之塔湾行宫。
三汉河行宫规模宏大，如果不是曹寅等人早就精心谋划、全力营建，仅凭众盐商之力实在恐难建成。
行宫建成以后，在康熙四十四年初就迎来了康熙的第五次南巡。康熙首次南巡，并未停留扬州。第二次南巡，“临幸扬州，首尾才三天”。第三、第四次南巡，“往返途中，停留扬州，通共也不过十天光景。”
而此次康熙南巡因有三汉河行宫，“在扬州停留的时问就翻了一番”。从三月十二日“皇上起銮乘舆进扬州城”算起，“康熙帝一行在扬州共停留了九天”。这期间，“进宴演戏”、“观看灯船”、“观望四处景致”等等，活动不断，高潮迭起，当时的繁华热闹胜景可以想见。
曹寅兴建三汊河行宫接驾也是曹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修建行宫及接驾的支出当不在少数，曹寅所捐银两也绝不仅仅只是区区的二万两之数，实际数目应该是多得多，亦应是“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在瞬息繁华的‘虚热闹’之后，留下的是一片足以令曹家陷身没顶的茫茫债海。三汊河行宫的建成，对康熙来说，增添了一个南巡途中赏心悦目的休憩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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