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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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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一些人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安利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安利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安利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太谷这个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农村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比较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融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辛苦，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后来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做辣椒酱的小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辣椒酱厂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比武汉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亲对此挺烦的。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就跟她谈心，发现她的“心事”就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我母亲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当时住在我们家同一个单元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那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带着孩子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的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受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外国人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这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累了，想在我父亲床上睡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休息一下。我父亲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姓万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谈论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人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这些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护工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如何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一小会儿，那个小妞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有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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