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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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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并没有径直走向欢迎他的大员们，而是向机翼下面走去。蒋介石看见，“飞机左翼靠近机身处，前后相距约30厘米处有两个子弹击中的窟窿。
蒋介石扭过身，不打招呼，钻进小车，疾速往成都城内驰去。
“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晋·左思）
成都，地处天府之国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会，也是四川仅次于重庆的大城市，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历史悠久、风光旖旎，在汉代，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成都记》载：后蜀国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墙上遍种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成都故有“蓉城”称谓；唐代，更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这里，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特别是蜀绣最为有名，因而又有“锦城”之美称。
岁月沧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成都成为国共两党在大西南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半个小时后，蒋介石一行驱车进入成都市区。今日成都，一去昔日繁华热闹。大街上行人寥寥，路边小店大多是将军把门，甚至有的小店将贬了值的大额金圆券用线串起来，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门之外，风吹过沙沙作响，象上坟的招魂幡。街上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还有一串十轮大卡车，卷起漫天的尘土，车上站满头戴钢盔，手持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士兵。
大街上处处是一种行将未日的凄凉景象。
蒋介石闭上眼睛，想起了四年前在重庆的一次巡街之行。
那时，抗战刚刚胜利，他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代表，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车上，接受重庆近百万人的欢迎。事前，侍卫官们出于安全考虑，无论如何要他坐上防弹车出行，但他听了陶希圣等人的话：“陪都百万市民莫不渴望瞻仰领袖丰采”，便毫无顾忌地坐上敞篷车与广大民众见面。
巡行的路线是：从军事委员会出发，经南区公园，两路口，中二路、中一路、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林森路，沿陪都最热闹的街道巡行一周。
侍卫官们坐在三辆小车上开道。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军服，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站在车上威风凛凛。他一手扶着挡风玻璃，一手不停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虽然车子经过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而且他的前后左右都有卫队护卫，但欢迎的人太多，车队只能慢慢地向前开。老百姓们不停地向他欢呼：“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万岁！”而今天，重庆怕是此生难回，这次到成都（奇*书*网*。*整*理*提*供），也只能偷偷摸摸进城。
“委座，到了，请下车！”侍卫官说完，赶紧下车，拉开车门。
蒋介石下榻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这是蒋介石每次来成都都必住的地方。住在这里，容易使他想起在黄埔的那些峥嵘岁月。
成都中央军校，也简称成都军校。坐北朝南，占地300亩，学生最多时曾达万人。校内规模宏大，有可容一师部队进行分列式的大操场。校内有武担山，平地兀起，是全校的制高点。在山脚幽篁翠柏簇拥中，有幢别致的三层法式小楼，取名“黄埔楼”，这是蒋介石的下榻处。
蒋介石来到成都的当日下午，即在黄埔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成都的防守问题。
黄埔楼，装饰得豪华气派。会客室里，有富丽堂皇的沙发、地毯，并配备有供暖设备。
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望着仅剩的几员大将：张群、顾祝同、阎锡山、胡宗南以及王陵基、刘文辉等，他多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拿出令人高兴的打算来。
这些大员，尽管心里都在想，但不管想什么，就是没人有勇气先打破沉默。会场沉默良久，作为现在主持西南军事的最高长官，在这种场合，继续沉默下去对他是很不利的。
“我以为，”胡宗南面露难色，不敢直视蒋介石，说道，“成都地处盆地腹心，无险可守。面临共军南北夹击之毒招，窃以为，应保存最后之有生力量，放弃成都，将主力退往西康省境内，依据那里险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对赶进的共军作叠次打击。以西昌为据点，同共军周旋，实在不得已时，全军经云南退到缅甸境内。”这是胡宗南早有的腹案，在重庆被攻破前，就和宋希濂一起，向蒋介石面陈过，被蒋介石否决，今天在会议上又提了出来。
其他人并不知个中奥妙，认为是胡深思熟虑之所见，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墨三！”蒋介石转而向顾祝同问道，“你的意见呢？”脸窄窄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此时已失去当年发动“皖南事变”时傲慢之气，当然，他知道蒋介石为什么此时点他的卯，也清楚蒋介石不希望他说些什么。他看了看脑袋低垂的胡宗南，又仰望了一下满脸怒气的蒋介石，不紧不慢地说道：“宗南兄的见解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对阵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实力！就西南说来，虽然重庆已破，但我们比共军还占有军事实力的优势。胡（宗南）长官的30万精锐之师；郭汝槐的二十二兵团那三个军，可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加上王（陵基）主席的地方部队。就有50万大军。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空军、海军和刘文辉将军的二十四、邓锡侯将军的九十五军。
在这“川西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士气不可泄！不能后退！而应精诚团结，服从委员长指挥，组织好川西决战，给来犯之共军以迎头痛击！”顾祝同把蒋介石想说的话，表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脸渐渐开朗，一面听，一面不住地点头。末了，他接着顾祝同的话，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道：“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可不必再言撤退西康，以免动摇军心。”蒋介石开始点将：“顾祝同将军，命你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全面主持西南军事。”“刘文辉将军，命你在十天之内，在西康组织十万民军，与二四军一同开赴成都，参加决战，不得有误！”“是！”刘文辉口不应心地答道。
“杨森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在十天之内组织20万民军参加决战。”“成立川西决战指挥部，由胡宗南将军任总指挥，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为副总指挥。五位总指挥合署在北较场指挥部办公，统一指挥川西决战！”“是！是！是。。”在蒋介石逃到成都的第二天，即通知刘文辉，要到他府上拜访。
半个小时后，大批警卫人员，从军校到刘文辉公馆的客厅门口，全部封锁，戒备森严。
12月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再登刘公馆，进一步征求“川西决战”的意见。
蒋介石到成都的三天内，接二连三召开军事会议，频频召见军政大员，而且在刘文辉等川军诸将的身上更用了不少心思。
当日夜，晚饭以后，疲惫至极的蒋介石拒绝一切来访，闭门入睡。
“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响刺破寂静的夜空，子弹从黄埔楼顶飞越而过。蒋介石被枪声惊醒。
楼上、楼下随即响起嘈杂的脚步声。
“爹爹，你没事吧？”门外传来儿子的声音，蒋扭亮了电灯。
“怎么回事？”蒋介石问道。
“已派人去查。”蒋经国安慰道，“爹爹放心，没事，可能是有人枪走了火。”蒋介石松了口气：“怪事情！怪事情！军校连连发生怪事情，要追查到底，咹！”正说间，成都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蒋介石侍卫室主任陈希曾进来报告，说是一位叫张大明的执勤士兵，在武担山上执勤，抱着枪睡着了，糊里糊涂地使枪走了火。。
“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摆摆手，“军校里一定有可疑分子。我第一次在军校阅兵，炮车轮胎瘪了气。我第二次阅兵，旗绳断了。我前天刚回来，又有人走了火！”蒋介石越说越气，盯着张耀明：“要彻底追查，据实禀报，咹？”张耀明岂敢怠漫，立即对张大明进行夜间审讯。张大明虽被打得皮开肉绽，仍高喊冤枉。
张耀明如果这次从张大明身上问不出个把死罪来，他这个校长不当事小，恐怕气急了的蒋介石会拿他开刀试问。张大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终于供出了一个“共党分子”。
这个人叫王北池，原是北大学生，后来投笔从戎，考入成都中央军校第27期。张大明说，此人经常私下偷看进步书籍；还爱作诗，诗中有反战情绪。
说着，张大明还背了几首作证。
“还有别的人没有？”“没有了。”当日夜，张大明、王北池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埋在成都南郊乱坟岗里。
军校内突发的枪声，让蒋氏父子虚惊一场。而军校外待发的炮弹，可是有意者的精心安排。这几炮打出去，蒋氏父子上西天无疑。
成都中央军校院墙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上，散布着几个低矮的窝棚。
窝棚距校内的黄埔楼仅有200多米，从窝棚里看黄埔楼，连楼里的人走动都一清二楚。
蒋介石到成都后，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选择了这处暗杀场所。
最先来到窝棚进行观察的是年方20岁的姜永胜，来自大巴山，烈士遗孤。他原是华莹山游击队的一个小队长，有作战技能和经验，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这里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炮打蒋介石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一位叫唐明昌，30多岁，是三人小组的组长。
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叫姜期定，原是刘湘部的一个炮兵排长，后来投向解放军，打迫击炮有百发百中的本领。
蒋介石此次来成都不象以前只住中央军校的黄埔楼，而是行踪不定，住在励志社的时间更多。而且，住黄埔楼对，三层楼房的灯，亮时一起亮，灭时一起灭。
三人战斗小组作了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准备。他们把迫击炮事前已偷偷运到了窝棚先行掩埋起来。计划在等唐文昌向组织上汇报请示之后，让中央军校里的内线，查清蒋介石居住的房间，即进行行动。
但就在三人战斗小组进行观察、计划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窗前伫立观望，无意中发现窗外菜地的窝棚里有人影晃动，引起怀疑，立刻命毛人凤派出一支精干队伍，对窝棚进行搜捕。
当晚蒋介石又住到励志社。毛人凤则率领由数辆摩托车、警车、囚车组成的突袭队伍，包围了菜地和窝棚。
姜永胜守在窝棚，当场被抓，迫击炮从地里挖出。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之后，留下暗哨，在四周设下埋伏。结果第二天晚上，姜期定、唐明昌又按约先后来到窝棚。姜期定被围捕，机警的唐明昌未落入敌人圈套脱险。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姜期定后，对他们进行秘密审讯，要他们供出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和这次谋杀的组织者。
敌人对姜永胜百般拷打，用尽酷刑，姜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姜期定招供。在毛人凤的审讯亲笔记录有了这样的字样：“。。指挥谋杀委员长的人名叫韩子重，他是中共川康军事小组组长。。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伍民的大儿子。早在1939年，韩子重就加入了匪党，潜往匪区受训。年前潜回四川，利用父亲作庇护，暗中进行活动。。
1939年，韩子重17岁，是一个有救国救民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出了他去延安的原因：父亲大人：。。首先我向你赤裸裸地说明我走的原因。。事实就是这样，中国社会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统治者对千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和屠杀。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那里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的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时任国民党旅长的韩伍民，从邮局接到儿子的信，不禁热泪盈眶。
韩伍民本是一介书生。1923年，他在杭州纺织专科学校毕业，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在杭州办了个染织厂，梦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希望很快破灭。
他决心弃商习武，走军事救国的道路，赴日本陆军大学骑兵科学习。
他毕业后回到四川，虽然当上了旅长，但对国家日衰倍感忧虑，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因此，儿子韩子重回成都从事地下斗争，他虽然未公开表示支持，但内心是不反对的。
韩子重离家以后，先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去到延安。因为缺乏干部，他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一带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成都解放前夕，他又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潜回成都，住在家里，并说服时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处长的父亲，将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等安插在他的部队里。
那天晚上唐明昌和姜期定从窝棚观察回来后，唐在平安桥茶馆向韩子重汇报了情况。唐认为蒋介石可能有所察觉，建议将迫击炮撤走。韩子重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因为他得到了内线的情报，这几日蒋介石确实住在黄埔楼。至于晚上所有的灯开着，这是蒋介石布下的疑阵。只要弄清蒋介石住哪间屋里，取他的性命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因此，他命令唐明昌当晚去姜永胜住的窝棚传达：按计划进行。先稍安勿动，作好准备，一旦内线传出蒋介石住房的确切情报后，立刻炮击。
当日晚，他与唐分手后，去中共成都临时地下工作委员会汇报。但“临工委”要他立刻将迫击炮从窝棚内撤出。
从“临工委”出来，他又到成都南大桥边的“饮涛楼”会见事先约好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钱毓军。钱家住新津县，离新津机场不远。韩子重向他指示：据内线通报，最近蒋介石要把守卫机场的郭汝槐的一个师调走，让胡宗南的二十七军接替。趁两军换防之际，组织决定把大邑县游击纵队善打夜袭的“猛虎队”拉出来，突袭新津机场。并命钱毓军火速回到大邑县大飞水原始森林内去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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