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清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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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比国内整洁一万倍。

　　南山塔上的夜景巨烂无比。

　　在韩国说话一定要轻声些，我是比较大声的，在德寿宫的大汉门外，两个韩国大妈被我的大嗓门吓了一跳。

　　德寿宫大汉门下午的侍卫换班演出是2点和3点半。

　　一般都有WiFi，店里明显的位置都会贴出密码。

　　去机场大巴上有新罗免税店的优惠劵可以拿，当日在机场的免税店买多少以上，可以去柜台免费领一张抵价券，10000韩元。

　　不是在免税店买的东西可以在机场退税，就是比较麻烦，但是没关系，全特么的都是会中文的志愿者会帮助你的。

　　只要你袋里有钱，就去韩国吧，就算不会韩语也无所谓的。

　　没有去韩国，不知道中国的影响力这么大，去了韩国，发现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铁路：陆上大国清朝的最后机会？


　　　　李鸿章办海军的目的，就是要吓唬吓唬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继续维护国家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大局保驾护航。

　　但清廷上下似乎没想过，既然不能发挥这些专门用于远洋进攻的铁甲舰真正的威力，主动出击，消灭国家的敌人，为什么还要耗费巨资，购买如此昂贵的“摆设”？

　　如果只是为了捍卫本土不会被再次入侵，他们完全有另外一种选择——因为，此时此刻，新一轮军事技术上的重大变革已经登场，那就是铁路所带来的“陆权复兴”。

　　铁路“福音”听不见

　　自古至今，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骑兵通常能战胜步兵，也是蒙古军队以少量兵力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奥秘所在。海权也好，陆权也好，核心都是机动力。而十九世纪铁路的发明，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

　　1803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客货列车试验成功，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乔治·斯蒂芬森因之被公认为“铁路之父”。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军利用铁路，迅速将75000人的大军从首都维也纳及匈牙利地区（时属奥地利统治），运送到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前线，迫使兵力处于劣势的普军投降。

　　9年后，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利用铁路，于三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约60万名士兵，近13万匹战马，其中12万人只用11天便到达战场，而以往没有铁路时则需要走两个月。

　　但是，最终从战略上有效地发挥铁路军事能力的国家，却恰恰是普鲁士。在著名军事理论家老毛奇（1800～1891年）为代表的参谋总部军官团的努力下，地处中欧的普鲁士全力建设战略性的铁路网，获得了极大的内线机动性，并最终通过普奥战争（1866年）、普法战争（1870~1871年）的接连胜利，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石。

　　就在大清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爆发了内战（1861~1865年），铁路的战略价值在后一场内战中，同样得到了全面证明。

　　于是，以铁路的出现和战略性运用为标志，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由于铁路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六倍于拿破仑时代（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行军速度前进，而铁路不能修到海上，所以空间广阔的大陆性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海洋性国家。

　　对于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可惜，这个福音却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清国内的庙堂之上，多是追名逐利之徒，民间虽有一些睿智之士，但人微言轻，难以“上达天听”。总而言之，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一个空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真正能够洞察世界军事大势巨变的，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马拉火车”演闹剧

　　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时间是1865年（同治四年）。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做起现场实物广告。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隆隆的轰鸣声，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只不过，其达到的效果跟杜兰德的预期恰恰相反。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清朝官民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被清廷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中国境内第二条铁路出现在江南，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时间是1876年，修建者是英国的怡和洋行。铁路全长14。5公里，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英商的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对此，清朝的反应，居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结果，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整条铁路，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还不是封存入库，而是计划用轮船载到台湾，直接沉入大海。

　　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大清国才开始自行修建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其目的，正如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唐廷枢指出的那样，在于“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

　　但是，由于保守派以此铁路噪音太大、损伤地脉为由，坚决反对，当这条9。7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在1881年竣工时，却不能使用蒸汽机车，只能“以骡马拉煤车”，上演了“马拉火车”的闹剧。与此同时，洋人们的蒸汽船正源源不断地把外国煤炭拉到中国沿海各个城市大幅倾销。

　　无力回天刘铭传

　　大清朝野上下，较早意识到铁路的军事战略价值的，是出身淮系的军人刘铭传。

　　刘铭传曾在李鸿章麾下，对太平天国及捻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卷入湘军、淮军之间的派系之争，被迫辞职回到老家合肥。1880年，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写道：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即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也可谓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到这个时候，刘铭传的老上级李鸿章，也略有所悟。他说过：“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

　　他还感叹道：“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

　　可惜，刘铭传的呼吁，李鸿章的分析，最终却敌不过满朝公卿保护风水的无知叫嚣。

　　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军的陆上机动力，居然依旧停留在40多年前第一次**战争时期的水平上。当时，法国人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今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和广东作为双方的前线出发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交战区的谅山（今越南北部省份）一线，法军只需四十天，清军却要四个月！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又一次刺激了清王朝，终于促使清廷高层对铁路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法战争期间，刘铭传复出，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数次挫败法军攻台的军事行动。战后，台湾建省，刘铭传顺理成章当上首任台湾巡抚，并实现自己的夙愿，铺设了最初一段的台湾铁路，以全面推动宝岛的近代化开发。

　　但在更广袤的内地，清廷皇族和官僚们战略思维的些微转变，却无法切实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整整十年时间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总共只修成了约400多公里的铁路，真可谓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古代王朝的能量


　　　　世间万事一理——一个王朝的能量，犹如一个核反应堆，开国之初，如该反应堆核能量最充沛强劲之时，至其衰亡覆灭，则其能量衰减微弱，不足以供应整个王朝运作对能量的需求。至于其消亡后，仍余脉不绝，那就是核废料的降解过程，不足道，充渔樵闲话而已。

　　就是说，核反应堆的能量再强劲充沛，毕竟会逐步衰减，这是个宿命，所谓气数，就是这个意思英明的开国皇帝，思维、行事大开大合，挥洒之间，无不切中义理，体现出兴旺强健的正力量。明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御览全国地图，侍臣见朱元璋心情不错，就说：我大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前所未有啊。（“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这显然是奉承皇帝。但朱元璋不是那种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一听好话就高兴得想拉二胡唱K，他对现场的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正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因此，不管在哪里做官，各级官员必须德行高尚，因为只有一个居上位的人的德行方能让他人叹服，这是为政的前提。商纣王拥有天下，不也亡了？而他的祖先商汤的本钱起初才七十里，却慢慢地拥有了天下。都是因为一个字：德。有德者就是正能量！（“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

　　帝王以礼乐化民，祭祀之事，非常重要。洪武年间，制作太庙的祭器，礼部反复研究，以为必按照古礼制作，丝毫不能马虎，为此一些儒生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自依据古书的描述，相互指摘挑剔，水火不容。就跟今天学传统之学的年轻人一样，为一个汉服、儒服之类争论得不共戴天。朱元璋说：你们别争论了，“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洪武十一年（1378）初秋，朱元璋祭太庙，由于祭祀用的板栗没成熟，负责祭祀工作的太常向朱元璋汇报，请求能不能用桃子代替。朱元璋听了，说：当然可以！礼从宜嘛。今后所有用来祭祀用的果品，不必常备，更不必让各地数千里供应，就用时令的果品即可。这个要形成一个制度（“着为令”）。

　　朱元璋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真如子夏所言：“必谓之学矣！”

　　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都是些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依然将刚才那些礼器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拜，不能因为我，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来，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由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也会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削减过，显然当时已经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国家机器其他部分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如洪武初年（1368），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1529），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革除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疾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疾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过分干预司法，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1434），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即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因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阅，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估计预算。

　　大臣回奏：新址是很理想的。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百姓种的麦子，还有桑树、枣树、银杏等果树都是成树，每年都给百姓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坟墓，有当地人家的，也有城里人家的，这些都要拆迁或平毁。尤其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