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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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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
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叁、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要说不放心的程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这期间,湘军已经攻破天京,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他随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去围剿捻军,由李鸿章接替他做了两江总督。不过,李鸿章两江总督的位子还没坐热,曾国藩因围剿捻军无功,被免去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又重新回来做了两江总督。
[“捻”本为淮北方言,意为一股、一伙。捻子(又称捻党)则为明末清初兴起于淮河流域的一个秘密民间组织,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主要为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等。一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称为一捻,首领称为“捻头”或是“趟主”。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也无统一纲领、旗帜等。太平天国兴起后,各地掀起反清起义高潮,河南、安徽等地的捻子也群起响应。其中以安徽亳州(今安徽亳县)捻头张乐行势力最大,并开始有“捻军”之称。各地捻军起义后,均是各自为战,很少联系。但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各捻首领开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声威大震,由分散渐趋统一,成为北方的抗清主力,也成为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会师于霍邱。张乐行力排众议,率领捻军加入太平天国,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捻军将士开始蓄长发,军中也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不过,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败死,太平军皖北根据地完全丧失,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二年(1863),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大肆围攻捻军,张乐行连战不敌,连根本之地雉河集也落入清军之手,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突围。张乐行与子张喜、义子王宛儿藏匿于乡民李勤邦家,结果被李勤邦祖侄李家英出卖,被清兵俘获后凌迟处死。捻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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