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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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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 。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 《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 ,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 。“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 。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 。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炫…_…書……*……网…3ǔωω。cōm〃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 3ǔωω。cōm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 3ǔωω。cōm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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