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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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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大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造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 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 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款”了。但是: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番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 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 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 ,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 ,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此次战役的亲历者礼部郎中孙原贞记载当时情况说: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 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 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 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 。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 。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 。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 。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 。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 。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 。“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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