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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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　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孙文学说》全书共分“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强调：心，是“万事之本原”。结论是：“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文受阳明的影响渠道甚多，晚清以来阳明学大盛是个总背景，他到日本之后反受日人影响，又主动学其明治维新的经验，自然学得一个“活”阳明在。若阳明活到晚清则自然是个孙文也。

真正的内因在于：凡革命家必然是心学家。而且乱世出心学，无可依傍时则必然“唯心”唯意志矣。而且中国的思想家，凡主张只手打天下的都有几分心学气，凡持文化激进主义的都有心学风格。用道德来抵抗俗世的必有心学风骨。

孙文未必死抠阳明全书，只是需要阳明精神、便有了阳明风格，便来弘扬阳明心学，用以砥砺民志，唤醒民众，发动革命。

４．悔悟是去病的药

阳明去不成，便约黄来山阴、来相会。但等到五月，黄还是没来。古人交通通讯自是不便，但也有在桥下死等，水来不走、抱树而死的信义汉。

到闲曹去当散官，大概也没什么严格要求，更主要的是他不想表现积极，就在老家这么逍遥着。

黄绾不来，他很没情绪，尽管身边也有几个资质不错的学生，但都不足以讨论精微的问题，王说因为他们“习气已深”，不能撩拨王进入忘我之境，难得有什么大发明。

他热爱山川形胜，认为它们比人还有灵气，便领着几个学生后辈，就近作逍遥游。

先到了上虞。上虞在钱塘江口，相传是虞舜后代的封地，名虞宾。都是越语地名，意义不明。上虞与余姚相邻，曹娥江纵贯全境。东山有晋太傅谢安等待再起的归隐处－－“东山再起”的那个东山。乌石山有东汉大哲学家王充的墓。他对王充不感兴趣，对谢安则还曾提起。这次从上虞到四明山观白水后，有诗：

野性从来山水僻，直躬更觉世道难。

卜居断拟如周叔，高卧无劳比谢安。

－－我想在这里隐居，别把我当成想东山再起的谢安。－－看来仕途不得志的苦闷对他还“存在”着。

四明山古称勾余山，系仙霞岭分支，连接着余姚和上虞，是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相传山中有石室，中间三石分四，通日月星辰之光，好象楼有窗户，故曰四明，山以此名，主峰又叫四窗岩。是浙东丘陵中的高山了，与会稽山一样高，用今天的话说都在海拔５００米左右。比阳明老家余姚的那个龙泉山高将近１０倍。很值得阳明远足一趟。

他自己也说，早想来，但十年了才完成这个心愿。想到做不到，是常人的总帐，就是圣人也常常不得不如此，奈何？无可奈何。

《四明观白水二首》披露了他与现实还是难以和谐的悲音，“择幽虽得所，避时时尚难。”也有着急的意思：“逝者谅如斯，哀此岁月残。”

这次归越诗仅仅留有五首，不知是学长文退，还是道长情消，本来就没多写。抑或是写的比这多但未能保留下来－－又能多多少呢？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现在已无需靠山川启迪道心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文人情趣、文人感慨要抒发了－－那些少年的青春期症状已被他冶练殆尽，再说这些时他以反对辞章为主题，再来“玩”这些也不合适－－就他内在的知情意综合状态而言，也的确无此自然冲动了，不肯将“精神日渐泄漏在诗文上”了。

一学生问：“哭则不歌”。这是《论语》中说孔子的话，苏东坡还因与程伊川辩论对这句话的理解，而惹恼了小程。苏说孔子没有歌而不哭。

王说：“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毛泽东用打扫卫生比方思想改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王则更彻底：“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徐爱现在已经是很好的“助教”了，他跟其他同学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指朱子」，如以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不知镜子尚昏，怎么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未尝废照。”朴实亲切地阐明了老师比朱大师高明的地方。

王对那帮学生说：你们近来很少提问，为什么？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以为只要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其实，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就能体验到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至精至白无一毫杂质方可。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呈现，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才渐渐能到得欲到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于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那些外在的学问。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再愁不能尽知，也不迟。

陆澄问：“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然是私欲。如闲思杂虑，为什么也算私欲？”

王答：“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你心中，绝无做强盗的思虑，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原无这种念头。你若于货色名利等心都像不做强盗的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什么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有个学生言语混乱，王说他，“言语无序，足见你心之不存。”

问：“身之主是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是物，是如此否？”

答：“亦是”。

问格物。王说：“格者，正也。正德’而不说‘亲民’，便是老、佛。”

这也是他与老、佛二氏之学的根本区别－－区别不在修养的方法上，而在目的、致用、终极价值趋向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修养方法的确是应该因人而异，但必须归到“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否则就是背叛了圣道。

他对二氏之学的态度是标准的“通权达变”。他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方法上同样是“简易广大”的。孔孟都说不能通权达变不算真儒。一个学生问：“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怎么理解。”因为执一就是偏执，是落了“边见”，就是处在误解的状态中，所以，爱智的圣人特别反对执一。

王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而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纰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有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的。他并不回避，也不做什么“外在的反思”，而是　很内行的回答：“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中”是很难做到也很难描述的，他却跟学生亲切的说：“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都容易以为心学家是狂放的，事实上并不一律，王说：“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这种收敛和发散的关系后来被最后一个心学大师总结为“歙辟成变”的宇宙法则。

一天，他和学生们正好在一个池塘、一口井旁边讲论，他指着池塘和井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他问坐在旁边的学友：“近来工夫怎样？”那个人描绘了一番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