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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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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战前准备,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他极有远大战略头脑,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根治匪患,而比只是拉完网就走。他是个儒家,而非兵法家。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历代实行的科举考试,其本义也是想选拔这样的君子,但很难拔出阳明这样的真才。这也是王阳明要发动思想革命的原因。

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让民自治。他推行了十家牌法。其作用相当于用居民委员会监控住户,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的行为,来往人员的情况,一户出问题十家连坐--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那个牌相当日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但他发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的告示写的极温情脉脉: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然。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并提出了一系列让他们当好良民的道德要求。

他在将后院布置停当的同时,已着手选练民兵。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则应召入伍。只是明中叶以来连正规军还组织不好,遑论其它。他在《选拣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未能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用枯竭,兵力脆寡,卫所的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没有抵御强寇的力量,用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湖广的土军,就是调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已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

他的天才在于既现场发挥的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既操作简便又不是苟且之谋;他的办法都是眼下见效的长远之策。实难缕述,且说这选拔民兵之事。他发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从各县选七、八个骁勇超群、胆力出众的魁杰异材,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召募奖赏他们的费用都从各属商税和平时没收的赃款罚款中支出。各县旧有的机快的编制不动。会剿时不要出动大军,每省出兵不得超过五百,这五百人分成两拨,三分之二的留守训练,既为安抚民心、做预备队,还为这样可以节省军需,以提高给投入作战的那三分之一精锐人员的奖赏。

与此同时,他广布间谍。原先,官军在明处, 因为赣州的百姓多有为藏在山洞中的强人当眼线耳目的,官军尚未行动,那边造有了准备。阳明发现一个老衙役尤为奸诈,是洞贼的密探。便把他叫到卧室里,问他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就交代联络图、联络点。老役如实坦白。阳明遂推行十家牌法,同时有将计就计,故意让密探传回去错误消息:能而示之不能,打而示以不打。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他下令各省的小分队会剿活动最猖獗的闽西樟州象湖山一带的暴动。其实,具体打仗的是他的下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的。

3.作贼用是贼性

官军见敌众我寡,敌据险要之地,我处仰功地位,且巢穴众多,又四面设伏,并且斗志昂扬。他们便想分进合围。

初战长富村,斩首432名颗;俘获146名口;烧毁房屋400余间;夺马牛无数,跟鬼子进村差不多;却是战功。官方死了“打手”6名。暴动部队退回象湖山拒守。 在莲花石,两军对垒 '炫' '书' '网' 。广东的兵在大伞地方,遭暴动部队阻击,不能按计划到达。福建兵也去大伞会战,却被大伞暴动部队突然袭击,他们杀败官军,四散于水竹、大重坑等老巢。

皇军受挫,又不敢不打,又不想送死,这时便有几个军官提议调广东狼兵前来。阳明立即下令训斥,要按“失律罪”处分他们,但又并不真处分,只是激励他们去立功赎罪。这是阳明发挥指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说:“兵宜随时,变在呼吸。怎能各持成说?貌似持重,却坐失时机。福建军有立功心,利于速战。敌以为我必等土军狼达,不会出击,却正是出击的好时机。”虚虚实实的契机看怎样把握利用。

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出其不意”,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

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势”,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

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贼洞”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

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

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问:“何以知之?”答:“吾触之不动矣。”--这个触之不动,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

4.物质变精神

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梗阻”,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

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

5.心中贼在制度中

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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