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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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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的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口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附注: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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