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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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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著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炫}高{书}涨{网},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著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遯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三、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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