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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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特务捂住脸顿时傻了眼。
　　原来，李任仁已被中共的华克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数日后他和黄绍竑一道乘船安全离开了香港。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
　　军统特务们在香港展开了全力的追杀，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抢运这批爱国志士。除去上述的名人外，军统这份包括了宋庆龄、李宗仁在内的暗杀名单上，国共两党分外瞩目的郭沫若也赫然在列。
　　香港大抢运（7）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
　　香港大抢运（8）
　　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
　　安娜接信后，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几天后到了北京，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
　　这样，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至此，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948年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香港大抢运（9）
　　2月份还有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父女、张炯伯力哑子夫妇、叶圣陶夫妇、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及其二子、郑振铎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孙子廖晖，由叶文津陪同，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
　　3月14日，黄炎培夫妇、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刘恕陪同，从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达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参加西苑机场阅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驻北平。
　　此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汹涌。
　　3月20日，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刘王立明、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顿儒、薛迪畅以及达德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共二百多人大批北上。
　　3月还有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4月3日有巨赞法师、吕集义北上。
　　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从英国回到香港，准备转道欧洲。周恩来布置潘汉年邀请钱昌照参加新政协。夏衍与钱昌照秘密会面，坦诚交谈，钱昌照决心北上，乘“太古”轮北上赴天津。
　　5月，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乘“迦太基”号由新加坡到达香港，又转乘“振盛”轮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
　　8月，83岁的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乘飞机从美国到达香港。香港工委精心安排，派他的亲戚司徒丙鹤陪同，护送老人同黄琪翔一家乘船北上，9月3日到达天津。同月还有叶笃义、刘思慕、胡子昂、曾昭森等人分别乘船北上。
　　1949年7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连贯、胡绳陪同北上。一般称为第四批。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组织护送民主人士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北上，加上党内干部就有一千多人，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汇聚。徒留下蒋介石和毛人凤恨恨地握住那张暗杀名单望“人”兴叹。
上海的黄昏（1）
　　1949年4月15日，溪口。蒋介石一大早便焦急等待着南京方面专使、桂系集团3号人物、国共和谈代表黄绍竑。此时，国共和谈摊牌在即，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修正案，并指出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期限，逾期不签字，将视作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