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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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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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