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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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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还是锁住了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镯。是作家徐讦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在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在我颈上的,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的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的说着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着给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柜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回过来再说这条锁项链,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罗!”
当天陪我上街的是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也跟着说:“卖掉罗!”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后我回旅馆,下车时MAY交给我一个小口袋,回房打开来一看,呀,我看的锁就躺在里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复杂。很感激她们对我的友爱,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兴由这种方式下得来的意外惊喜。
以后常常戴它,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金庸太太MAY用这种法子买给我的,它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爱它,也常常想念这两位好朋友。
小丁神父的女人
我的好朋友丁松青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我什么都跟他讲。
在台湾,保存我秘密最多的人,大概就算他了。他是神父,我对他讲话,算做告解的一种,他必须为我保密的。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一些红尘心事而已。偶尔见面一次,讲个够,就再见。这一再见,可以三五月不通消息,一年半载都不见了。
照片上的女人——裸女,是神父在《刹那时光》那本书中的生活背景下做出来的雕塑。那时,他——我喊他巴瑞,正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念艺术。课堂中他必须要学雕塑和油画。
等到巴瑞学成归来——他的第二故乡台湾时,我们见过一次面,他拿出许多作品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座圣母马利亚的塑像被他做得纯净极了,我一直怪他不把实品带回台湾来,巴瑞说那太重了,没法子带的啦。在那一大堆照片中,并没有这座裸女。
那次我们在清泉见面不久,就轮到我去美国了,也是去加州。当然,特为去了一次圣地亚哥,去探望丁妈妈。
在那次探亲的最后一天,丁妈妈说,孩子有信来,说有一件雕塑被指定送给了我,可以带走。
我跟着丁妈妈走过一面一面挂满了画的墙,一直走到巴瑞的房间去,他的雕塑都放在一起。
“ECHO,你还是快把这个裸体女人拿走吧,人家来看了,知道是巴瑞做的,我就窘得不得了,真是难堪。”丁妈妈说这话时把双手捧住脸。又在大窘。
我的小行李袋中装不下这座塑像,丁妈妈找出了好大一个长形的尼龙背包,我们用旧布把她当心的包扎好,就由我右肩背着去上飞机。
去机场时,是巴瑞的墨西哥朋友法兰西斯用车来载我的。当他看见我把那么沉重的一个大袋子抱上车时,他立即问丁妈妈:“ECHO拿去的是什么?”丁妈妈平平淡淡的讲:“巴瑞送给她一件雕塑。”
在那一秒钟里,法兰西斯愣了一下,只这么电光石火的一愣,我立刻感觉到了他的意外和吃惊,除了这些之外,我晓得他心里很有些不自在。就那么一下,我们突然有了距离。
我心里想:这明明是巴瑞指定要送给我的,法兰西斯你干什么不痛快呢?
丁妈妈和我几乎也在同时,交换了一个眼神,妈妈真不含糊,她立即明白了法兰西斯和我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们三个笑笑的,装成没事一般。
没几个星期,我回到了台湾。塑像太重了,被留在朋友家。又过了没两个月,再度飞去美国,去了半年,重返台湾,塑像因为必须用手抱回来,当时我身体情况不好,抱不动她。巴瑞好像有些失望,他只问了一次塑像的事,我答应他,第三次去美国时一定会跟回来的,我一直保证他。
有一天巴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加州洛杉矶那边有位美国神父来台湾,可以替我去朋友家拿塑像,一路抱过来。我说:“那他怎么过海关呢?一个神父抱了一个裸体女人进台湾他窘不窘?”
神父说没有关系。我说不必。反正又要再去美国了,如果第三次赴美,还抱不动这个女人,那也别回来算了。很喜欢这个裸女,尤其是因为她没有被法兰西斯抢去,我就更爱她。
回到台湾时,那第三次的归来——我迫不及待的打电话给巴瑞,告诉他;塑像终于来啦!一路都躺在我的膝盖上给抱着的,只差没给她系上安全带再加上买一张机票了。
一直担心海关不给裸女进来,想,如果他们要说话,我就一口咬定是神父做的。
巴瑞由清泉来了台北,知道他要来,把一盏灯开了,照着神父的女人,等着他。
“你看——”我向进门的巴瑞大叫,快乐的指向他的作品,那一刻,真是说不出有多欢喜。
“哦!”神父应了一声,鞋子也忘了脱,大步往他久别了的裸女走去。然后,两个人一同蹲下身来看她,后来干脆坐到地板上去了。
“我觉得,腰部微微扭曲的地方做得好,肩和脖子部分也不错,就是左胸,差了一点点,你怎么说?”我问巴瑞。“做这个像的时候我都快窘死了,一直不敢细看那个模特儿,嗳——。”
“那你就去看呀!不看怎么做?”我大奇。
“我就是不敢看她嘛!”神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口气好无辜的。
“我老师说,你塑这个胸部的时候,要想,想,这是一个饱满的乳房,里面充满了乳汁——。”神父又说。“当然要这么想罗!不然你怎么想?”我问。
“我——”
“怎么——你讲嘛!”我盯住巴瑞。
“我太羞了。”
“你是害羞的,可是那是艺术课呀——老兄!”“我把那个胸部,看成了装水的气球。”
我说,小丁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可是有些事情,因为不是话说得明白的,我们就有分有寸的不谈。神父被迫去做了一个裸女雕塑,他还是不想保留,将她交付了我。从那次以后,每当我在街上看见气球的时候,想的偏偏是一个乳房,每想到这里时,就算是一个人在街上走着,都会像疯子一样突然大笑起来。
注:这篇文章和照片,是经过神父同意才写出来的,谢谢。
第一套百科全书
不知为何这一期刊登的宝贝,在许多照片中抽出来的,都是生命中所包含的“第一次”。算做是巧合吧,那也未免太巧了,因为真的是随手抽来就写的。
照片中的那套《百科全书》的确是我心爱的宝贝。回台湾来时,用磅秤试了一下,十二大册,总重二十九公斤。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那时因为西属撒哈拉被摩洛哥占去,境内的西班牙人——不算军队,大约两千人吧,都因此离开了。
我们:先生和我,也告别了沙漠,飞到沙漠对岸的加纳利群岛去找事。而我们一时里找不到事情,只好动用一笔遣散费在生活。
失业中的日子,在心情上是越来越焦虑的,我们发出了无数求职的信给世界各地的潜水工程机构,包括台湾。也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先生,信中说:荷西是中国女婿,想在台湾找一份潜水的工作,待遇不计。蒋先生回了信,真的,说——很抱歉,一时没有工作给他。
那一阵我们住在一幢租来的小房子里,在海边。也是那一阵,荷西与我常常因为求职的信没有下文,心情悲愁而暗淡。两个人常常失眠,黑暗中拉着手躺着,彼此不说话。
那一阵,我拚命写稿,稿费来了,荷西就会难过,不肯我用在付房租和伙食上。
也是那一次失业,造成了我们夫妇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习惯,至今改不过来。
就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全社区的人,不是在睡午觉就是到海滩上去晒太阳、吹风时,寂静如死的街道上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就因为太安静了,我们听得清楚。
有人拉着小花园门口我们扎在木头栅子上的铜铃,请求开门。
我穿着一条家居短裤,光着脚跑出去看看来人会是谁。那时候,初抵一个陌生的岛屿,我们的朋友不多。
门外一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人,身上背着好大好大一个帆布旅行包,热得满脸都是汗,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的,就站着等我。
他很害羞的讲了一声“午安”,我也回了他一句“午安”。一看那个样子,应当是个推销员。
荷西慢吞吞的走出来,向来人说了一声:“天热,请进来喝杯啤酒吧,我们刚好还剩两罐。”
我们明知自己心软,推销员不好缠,可是为着他那副样子,还是忍不下心来将他打发掉。
进了门,在客厅坐下来时,那个旅行包被这位陌生人好小心的放在地上,看他的姿势,就晓得重得不得了。我们喝着啤酒,荷西与我同喝一罐,他,一个人一罐,就没有了。
谈话中知道他才做了三天的推销员——卖百科全书,没有汽车,坐公车来到这个有着两百家左右居民的社区,来试他的运气。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海边叫‘小瑞典’吗?你在这些退休来的北欧人里卖西班牙文百科全书?”我啃着指甲问他。
那位推销员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只晓得有人住着,就来了。
“全岛的人都知道的呀!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奇怪的说。那个人咳了一下,好像开始要讲很长的故事,最后才说:“唉!我是对面西属撒哈拉过来的,在那边住了快十五年,我父母是军人,派到那边去,现在撤退到这个岛上来,我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所以——我只有出来卖书。”
一听见这位西班牙人也是沙漠过来的,我尖叫起来,叫着:“你住阿雍吗?哪个区?城里还是城外?你在那边见过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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