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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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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
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一九六三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如此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助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悼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惜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一九六五年写《（蒋廷敝选集）
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通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一月九日、三月九日中，都一一曝光。三月九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削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己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励，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四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一九六年三月六日《中央日报》，与三月九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一九六四、一、三。”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一九六四、十、十二。”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杰如此无耻，居然还有人无耻地捧他，此人即许倬云。许倬云是最善于谄媚权贵的一个怪胎，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认识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许倬云。我主持文星时，许倬云巴结我，十分卖力。但为了我写文章批评他的主子李济、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日，他约我和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为了他行动不便，我同意去了。这天我有简略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台湾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许倬云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结果不欢而散，为他始料所未及。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敖兄”，以帮我出国为饵，意图修好，我懒得理他，因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适上，其实连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这些华洋学人打交道呢！过了三年，因为他又来流言又来媚眼，我有一信给他，其中说：
……现在你做了历史系主任，算是你马屁到家。不过你总该知道，乱来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书蓝小姐，已被你逼婚下海做舞女，我特别去访问她，她口中你的劣迹，还多着呢！我都做成了笔录。你去台大，又不自检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成何体统……
你又托人转话给我说想暗中帮我出国云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美国国务院邀我访问我都谢绝掉，谁要你这学界掮客拉皮条？我李敖这辈子，定将守死此地，细看你们横行，并且记录你们的横行。当然你们只迷信权势，不在乎历史，但那是你们的事；我自有我的基度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说诽谤我的话，你若不要“来世报”而要“现世报”，我可以赏给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许倬云大我五岁，他一出娘胎就有四肢萎缩的怪症，这种怪症，一百万中只有六个，而他独占六分之一。按说人生有残疾，是先天的，只怪他爸妈，你提它干嘛？只是他的学生杜正胜马屁文中，提到残疾“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治学态度，及对世情万物所怀抱的信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和他有关，也就不得不提。总之，第一、残疾使这个人占尽便宜；第二、残疾使这个人心理其实有故障，他的见解，有的也就大成问题。杜正胜夸奖他“个人竟然可以没有丝毫避讳地，拿自己外在缺陷开玩笑”。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却有另一面。梁实秋对我说，他们在美国学术会议，会议厅外有高台阶，他看到许倬云很辛苦地在爬，心有不忍，就跑过去扶，不料许倬云登时大怒，厉声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实秋不小心，伤了许倬云的自“卑”心固属不当，但别人一番好意，自己却大发脾气如此，实未免心理故障也，这岂是“拿自己外在的缺陷开玩笑”的心胸吗？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大我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社会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最叫人看不起的一点是：他一直赖，他写文章闯了祸，却没有敢做敢当的气概、没有公开承认的勇气。他在法庭上，在来旁听的自己学生的面前，公然狡赖得一干二净。这是很令我惊异的。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我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进法院，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竟违法以裁定驳回。我提起抗告，指责郑学通“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这就是大笑话了。我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矮子”（郑彦棻）借口我“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林奇福把我提起公诉。林奇福是台大老同学，两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听命上级，情非得已。起诉后法官陆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郑彦棻所愿。
我被国民党大员郑彦棻整，还有个小插曲。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我开着我的凯莉牌小汽车，发生车祸，车的左眼被撞得凹进去、保险杆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分飞，我的左时和头都受轻伤，同车的洋鬼子美国人梅心怡（LynnA。Miles）膝部撞出血来。真够刺激。车祸原因是我开快车，正好碰到另一个开快车的计程车司机，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来了一场“相见欢”。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替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要洗出来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镇定功夫。出事后，一个五分局的警官察看双方的身份证，一看到我的，就对我说：“吓，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候才找到我，未免大迟了吧？”他把我带到警局以后，叫我坐在外面，自己进去向长官叽叽咕咕一阵，不料却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来，向我道歉，连称弄错了弄错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被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我不到，警官以为我故意抗传，所以才要见我即拘。警官却不知道，检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这次丑表功，竟弄得表错在我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复观约我在法院开庭后一起喝咖啡，此中趣闻，我回信写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悄”，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
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呵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惟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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