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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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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一个星期前吧，我发现婷婷会自己“玩家家”（做游戏）了。她拿着小宋的牙缸，一会地装作刷牙，一会地装作吃、喝，还“吧哒”着小嘴儿品味呢。兴趣大得呀，抱都抱不走。这大概是一种自发的模仿吧。
还有一天，我发现婷儿老是兴奋地跺脚，就称之为“跳踢踏舞”，还鼓励她一次又一次地跳。我认为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心。
婴儿时期形成的即兴创作舞蹈的兴趣，使她在后来的校园生活中无数次地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尽管没有训练过的舞姿不可能很规范（因为我不希望婷儿长大了从事表演艺术，所以我很少在这方面训练她），但全身心地沉浸在欣赏或自娱中，尽情享受音乐和舞蹈的艺术美，的确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40页）
孩子跺脚成了即兴跳舞，鼓励孩子跺脚成了培养孩子的兴趣和信心。更让人惊诧的说法是，这种“婴儿时期形成的即兴创作舞蹈的兴趣，使她在后来的校园生活中无数次地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我想，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这个世界人人都可以是舞蹈家，因为这些地球人都曾经在婴儿时期即兴创作过舞蹈，否则不会直立行走的人类不知还能不能称作人类？
这就是刘亦婷的家长对刘亦婷实施的成功的早期教育吗？如果这就算所谓的早期教育的话，我看每个家长都可以无师自通，每个孩子都将自动成为天才儿童。孩子摆弄一下乐器，你可以说他即兴作曲，是音乐神童；孩子在纸上涂鸦数笔，你可以说他即兴作画，是绘画神童；孩子踢了几下球，这可不得了，在婴儿时就显示出了卓越的脚法，是未来的罗纳尔多。
总之，牵强附会的本事谁都有，国人更是擅长这个，我们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有人想尽办法，牵强附会地指出你冒犯了皇帝，而且灭九族，一杀就是上万人。那个“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典故我至今记忆犹新。
国人为什么喜欢牵强附会呢？关键是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刘亦婷的家长也不例外，所以他们的“育儿日记”充斥着牵强附会的荒唐之言便不足为怪了。
培养纪实，名不符实
婴幼儿教育涉及人的智能、心理诸多领域，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一些未解之迷。科学家对我们大脑的了解正像对黑洞的了解一样非常肤浅和粗糙。由于幼儿教育涉及“人脑机能”这个科学上的盲区，目前尚没有权威的系统理论可以指导家长实施幼儿教育。如果有的话，这个人肯定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一个领域充满了未解之迷，没有被科学完全占领的时候，也就是伪科学层出不穷，江湖医生当道的时候。尤其在我国，婴幼儿教育刚刚起步，各式各样的早期教育理论鱼龙混杂，对于缺乏专门知识的家长来说往往莫衷一是，难辨真伪。
当年，英国政府曾给幼儿园儿童制定了一份学习目标，希望5岁的幼儿能学会数两位数的数字，以及会书写自己的姓名和拼写简单的单词。待他们长到6岁时，教育部将会检查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取得了哪些进步，都掌握了多少知识。这一学前教育大纲一问世，即遭到学前教育联盟的恶评，并警告说，政府计划促进幼儿的早期教育，可能逼使教师和家长在这种“争上进”的压力下，逼迫儿童超前发展，其后果将会给儿童带来诸如作噩梦、尿床等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后遗症。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玩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孩子有当孩子的权力，他们可以从玩耍过程中学会与其他人交往之道，体验成人世界及认识周围事物，同时开发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想像力、思维力和创造力。总之，令孩子娱乐放松的游戏，是儿童时代最要紧的首要之事。如今政府为幼儿规定学习目标强迫灌输“学问”，使得孩子的游戏活动退居次要位置，这将不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甚至身心成长。
所以，关于儿童是不是应该进行早期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早期教育的问题，家长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过必须承认，在权威缺席的时候，一些个案化的“育儿经验”是有一定价值的。人们起码可以通过这些“育儿经验”获得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
所以，如果刘亦婷的家长扎扎实实以“纪实”风格谈谈自己的“育儿经验”，他们的书可能会更有价值一些。可惜的是，当他们以培养出“哈佛女孩”作为资本，武断的认为自己的“育儿经验”就是真理，开始以真理为名向家长们兜售的时候，性质就完全变了。
教育无小事。活生生的人并非实验品，实验错了可以重来，人生无法重来。所以这种以非科学态度写作的书，给读者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刘亦婷的早期教育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很让人反感。其实，“育儿经验”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向大家证明我的做法有多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教训。
因为你的做法正确与否实在是难以从学理上证明的命题。你不能因为孩子成为杰出人物就证明你的早期教育是正确的。比如贝多芬的老爸经常毒打贝多芬，毛泽东的老爸也是对毛泽东非打即骂，你能因为他们是伟人而认可他们的家庭教育吗？
但是，一些家教中的教训是可以建立一定因果关系的。比如由于你的责骂孩子离家出走，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责骂导致了孩子的出走。如果你用纪实的风格老老实实地记录，大家还能看到细节，看到你的孩子是什么类型的孩子，你们的矛盾是什么，你当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许多家长在写这类素质教育纪实的时候，报喜的太多，报忧的几乎没有。都是声称自己有多成功，而很少提到自己育儿方面的教训。这样的素质教育纪实，实在是名不符实。
自我表扬，不吝笔墨
《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第一章便是，“刘亦婷，你在哈佛还好吗？”的确，很多读者对于刘亦婷在哈佛的学习生活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想通过刘亦婷的讲述进一步了解哈佛，了解刘亦婷。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刘亦婷在自述中却没有为我们呈现更多关于哈佛的教学特色，人文精神等等，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自我表扬。看来，刘亦婷以及刘亦婷的家长还在继续着打造完美女孩的努力，我能做的，只好是耐下心来，继续为读者们还原事实。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9页）
我觉得对于一个有着真性情，有着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来说，看到美国富人的生活，感到羡慕是正常的。我跟许多留学生朋友打过交道，他们谈到初到美国时，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冲击就是美国人的富足生活。这种富足生活也给了他们奋斗的动力。这种心理跟攀比、虚荣之类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本能”，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这种本性本身没有任何耻辱而言，又何必遮遮掩掩呢？“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这种自我表扬的表白，读来的确令人感到挺做作的。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16页）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呈现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而刘亦婷呢，则把自己扮成幼儿园阿姨的模样。小朋友们一遇到困难，阿姨就站出来了，来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过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怎么高明，或许她应该给大家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给他们讲讲马拉松运动员艾哈瓦里的故事，讲他的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为什么刘亦婷要不吝笔墨地大段描述这段经历呢？我的揣测是，她和她的家长想借此告诉读者，看看刘亦婷是多么富有领导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3个月每周为HPAI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30页）
看到“忘我精神”这个词，尤其是这种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况且，刘亦婷做这件事情是否出于“忘我”，我觉得是大可商榷的。我归纳一下，发现刘亦婷为HPAIR工作的好处有三：
第一、 捞资历。在这个组织做过一段事，将来求职的时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甚至写书时也可以渲染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连续3个月每天几个小时而已。
第二、 免费周游各国。借着这个协会的名头，到各国游玩一下，起码交通费是免了，还可顺便看看热闹。
第三、 开阔眼界、扩大交际的需要。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这样总结自己在HPAIR的经历，“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 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
紧要关头，他坚决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被民众称为英雄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媒体前唱过什么高调，说什么自己发扬了“忘我精神”，当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钟南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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