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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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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
  高太皇太后将诏稿看了,便把来封着,再遣梁惟简持给司马光阅看,命他修改。司马光打开诏稿看过,对梁惟简道:“这篇诏稿里立的六个限制条件,并不是求直谏,乃正是拒谏了。
  若把此诏颁行,那么做臣子的更是不能谈论政事了;如果一谈论,就犯了这六个条件。这篇诏稿,一定要修改过才可以发出去。“于是司马光把自己的意见,恳切写出,把诏稿修正,一并封着交梁惟简带回。高太皇太后启视一过,喜道:”司光光真不愧忠臣了!“即把改正的诏谕颁行天下。至是,言路始升,上封事的千数人。
  高太皇太后乃诏司马光知陈州,并起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奉到诏命正想入朝,忽然生起病来,不到几天就死了。后文彦博题他的墓碑,称做明道先生。司马光奉诏赴陈州,经过阙下,进朝见驾。高太皇太后将他留住,命为门下侍郎。忽王珪病死,乃升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这时普天下的人民,引领拭目,伫盼朝廷新政。
  高太皇太后亦极意求抬,想一洗往昔弊政,解除人民的疾苦,因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并遣使迎问他所想要陈说的话。吕公著谓使者道:“先帝的本意,原是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的人,却以变法侵民为务,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一概斥去,所以便失却先帝的本意,使政治上弊病日深,人民感受困苦日甚。而今只要求得中正的人员,讲求天下的利病,同心协力从事改革,还是不难挽回的。”即交使者赍陈十事:一畏天、二爱民、三修身、四讲学、五任贤、六纳谏、七薄敛、八省刑、九去奢、十无逸。使者复奏,高太皇太后悉行嘉纳。吕公著一到,立改授为尚书左丞。吕公著与司马光既同居政府,乃同心辅政,推本神宗的遗志。凡神宗想行而未暇举行的,与改革而未至尽的,一一举行起来,又请设置谏员,极开言路。于是民间欢呼鼓舞,众口称颂。蔡确等见司马光、吕公著这等作为,晓得定要革除新法,便高唱“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论调,藉以阻扰他们的更张。果然朝议纷纭,以为神宗驾崩未久,凡神宗时颁行的一切新法,目下概不可更改,须待三年之后再议。司马光指驳道:“要是先帝颁定的好法令,就是百世之后,也是不当改易的,说什么三年无改呢?要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建的不良政令,为天下患害的,补救起来,当像救焚救溺这么急速,怎好等待到三年呢?况且而今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这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话,是说不通的。”被他这么一驳,众议才平息下去了。于是高太皇太后依着司马光、吕公著的建议,罢“保甲”、“保马”、“方田、”市易“新法;谪贬京东转运使吴居厚,安置黄州;仍起用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司马光对同官道:”鲜于子骏实是大才,而今再使他去做转运使,未免屈抑了他。但朝廷要救京东的困溺,非他去不可,所以又不得不使他去。鲜于子骏此一去,乃是京东一路的福星啦!现在天下都处困溺,安得像鲜于子骏般人一百个,分救天下呢?“
  子骏是鲜于侁的表字。鲜于侁到了京东,即奏罢莱芜、利国两治所,及海盐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悦,口碑载道。朝廷又削前市易提举今光禄卿吕嘉问三秩,贬知淮阳军。至是吕党皆坐黜,并谪邢恕出知随州。
  不觉残年已过,遂下诏改元做元枯,是为哲宗元祐年。闰二月,右司谏王觌上疏奏谓:“国家安危治乱,乃系属于大臣;而今执政八人,奸邪占了半数,这一两个元老,怎得行他忠君报国的意志呢?”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朋邪害政。不料奏章数十上,高太皇太后还未允准,于是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都起来做王觌的后盾,朝上一章,晚进一奏,交相劾论蔡确的罪状。这正是:须使奸邪都敛迹,方教治国有良谋。
  要知高太皇太后得了孙觉等劾论蔡确的章奏,毕竟怎样,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罢奸邪太后任忠良  争意气朝臣结党派
  高太皇太后至是,乃罢免蔡确宰相职权,出知陈州;当下擢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枢密院事。这时司马光虽荷圣眷降渥,把他升至极位,但是老病日增,精神日见衰弱,满想尽心竭力,整顿颓败,以报国恩,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瞧着“青苗”、“免役”诸新法犹然存在,西夏亦还恃强未能降服,不禁长叹道:“这些祸害没有除掉,我死不瞑目了!”因作书致吕公著道:“我现在把身躯付与医生,把家事付与儿子,一身一家,总算有了付托,不必忧虑了。
  但是国家大事,没有可付托的人,而今敬以属公!“吕公著得书,便拿了去奏白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念他年老有病,忠心耿耿,特诏免朝参,赐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司马光奉诏,谢不敢当,且上奏道:”不见天子,哪能办事呢?“乃改诏令司马光子司马康扶掖入对。司马光乃奏请罢”青苗“、”免役“两法。高太皇太后准奏,即日罢”青苗“、”免役“两法。
  “青苗法”罢后,青苗钱罢贷,仍复常平旧法,朝臣无异议。
  惟“免役法”罢后,司马光请仍复“差役法”,章惇乃力争不可,与司马光在高太皇太后帘前争论不休。高太皇太后不悦,把章惇斥知汝州。是时苏轼已奉诏起复,任中书舍人,乃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条陈五利。王岩叟争论不可,谓五利不可信,而且有十弊。于是争议纷纭,莫衷一是。乃诏命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上奏。苏轼往见司马光道:“公想改‘免役法’为‘差役法’,岂不除了一害,复置一害吗?”司马光道:“怎见得呢?”苏轼道:“免役法的害处,是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的困苦;差役法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役,不得专力于农事,且奸吏更藉以敲诈人民。
  这两种法不同是有害的么?“司马光道:”那么依君意见,要怎样办呢?“苏轼道:”大凡立法,能够相因,事便易成;事能渐进,民才不惊,这是一定的道理。在三代的时候,兵与农合而为一,至秦始皇才分为两途。到唐朝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而后,兵只当兵,农只务农。农出粟帛以养兵,兵出生命以卫农,天下称便。就是圣人复起,亦不能改易了。而今所行的‘免役法’实与此相似,公想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正如罢长征卒而复民兵,恐民情反感痛苦,不易做到呢!“马司光不以为然,苏轼也就辞归。明日,在政事堂议事,苏轼复陈述不赞成”差役法“意见。司马光觉得他太噜苏了,不觉忿然作色。苏轼却很和气地再说道:”从前韩魏公刺陕西义勇,那时公做谏官,再三劝阻。韩魏公不乐意,公也不顾。我常听得公说这事。而今公作了宰相,却不许我尽言么?“司马光听了,忙改容相谢道:”岂敢!岂敢!“范纯仁亦谓司马光道:”‘差役法’一事,着实不可速行,宜妥加考虑,不然,转使民间受苦了。愿公虚心采择众人的议论,不可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如果专恃自己一人的谋划,那么奸佞谄谀的奸人,反得乘间迎合了。“司马光不听,持论益坚。范纯仁道:”像公这样,乃是使人不得尽言啦!公难道以为我要徒是媚公,不顾大局吗?若然,我何不趁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功名富贵,为什么要等待今日呢?“司马光才把”差役法“稍稍改善,然毕竟不肯不行。起先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限期只五日,僚属都道:”太急促了。“独知开封府蔡京如限诣政事堂复命,说已改办停当。司马光大喜道:”使人人能像君那么尽心,‘差役法’哪里会不可行呢?“所以司马光持”差役法“便这等坚决。殊不知蔡京乃是个大奸巨猾,特意迎合他的。
  这时王安石在金陵,听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为意。后来听得罢“免役法”,乃愕然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此法实不可罢,司马君实亦太武断了!”不久病死。高太皇太后念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因他在元丰三年曾封为荆国公,遂称他做荆公。王安石死后,新派亦依次贬谪: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罚司宫观,邓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未几,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再贬吕惠卿的诏书,是由中书舍人苏轼起草的。诏云: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免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
  新派既相继罢黜,乃进任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席;召程颐为秘书郎,入对后,改授崇政殿说书。此时司马光老病益甚,因是两宫言听计从,便立意以身殉社稷,扶病躬亲庶务,昼夜不息。直到临死,还声声系念国家大事。高太皇太后听报司马光死了,痛哭道:“国家摧折栋梁了!”与哲宗亲临吊祭,赠太师温国公,赐谥做文正。他执政以来,远近从风,就是辽国听得,亦十分敬畏,且戒敕边吏道:“中国已相司马光了,勿得轻生事端,致开边衅。”民间听得他的死信,通国举哀,同叹道:“天怎么不给我们留此一老呢?”于是以吕公著继任司马光的职位,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
  苏轼自奉召入都,才十阅月,已三迁华要,而圣恩有加,不久又命兼侍读。一夕,苏轼值宿禁中,召见便殿,高太皇太后又问道:“而今作什么官呢?”苏轼又奏对道:“待罪翰林学士。”高太皇太后问道:“何以就迁到这个职位呢?”苏轼再奏对道:“此乃蒙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特达之知啊。”高太皇太后道:“不是的。”苏轼奏答道:“那么莫非由大臣荐举的么?”高太皇太后摇首道:“更加不是了。”苏轼不禁惊愕起来,奏道:“臣虽无状,却是不敢由他途求进呀!”高太皇太后道:“卿勿必惊惶,这乃是先帝的遗意啊!先帝常读卿的文章,必称赞道:”奇才!奇才!‘不过未及进用罢咧。“苏轼听了,感激先帝见知,不禁大哭起来。高太皇太后因苏轼一哭触动悲哀,亦大哭起来。哲宗见了这样,也就跟着哭起来。
  左右内侍无可奈何,只好大家同声一哭,于是竟弄成一殿哭了。
  哭了一会,才各自住哭收泪。高太皇太后唤内侍移过锦墩,命苏轼坐了,赐饮御茗一盏。又询问了一会政事,不觉已是玉漏将尽时,高太皇太后指着御前燃着的金莲烛顾内侍道:“撤了它,送学士归院去!”苏轼忙起身谢恩毕,随了内侍退出不提。
  自是苏轼深感高太皇太后知遇之恩,尝借语言文章规讽时政,藉以答报万一。卫尉丞毕仲游贻书忠告苏轼道:“君职非谏官,又非御史,乃好议论人长短,这乃是桩贾祸勾当,君宜知戒啦!”苏轼不听,规讽如故。恰值程颐稽讲经席,多用古礼。苏轼谓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当司马光死了开吊的时候,百官适有庆礼,事毕想转往吊祭。程颐反对道:“不可,《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一个少年学士,却又不赞成程颐的说话,即用滑稽的口吻答道:”《论语》上并没有说是歌则不哭呀!“苏轼在旁冷笑道:”这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制出这个礼。“程颐听了,不由大憾苏轼。因此,二人遂成嫌隙。不久,苏轼发策试馆职,有问题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益,而流入于刻。“于是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苏轼策问讪谤先帝。苏轼被劾,乃请求外调。侍御史吕陶上奏道:”台谏当秉至公,不可假借事端,图报私隙;而今贾易、朱光庭等弹劾苏轼,未免离经了。“左司谏王觌亦上奏道:”苏轼试题,不过略失轻重之体,关系尚小,若因这等吹毛求疵,闹门户的意见,而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关系倒大了。“范纯仁复上奏道:”苏轼着实无罪,弹劾的乃有所为而发,不可不察。“高太皇太后深以吕陶等奏议为是,临朝宣谕道:”详细观览苏轼的题意,是今日面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遂把弹劾苏轼的一案,搁置不问。又不久,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谏议大夫孔文仲,交章劾谕程颐不当在经席。遂罢程颐出管句西京国子监。
  自是朝臣分立党派,互寻嫌隙,闹个不休。当时有三党最为著名:一洛党,二蜀党,三朔党。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领,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归附的人最多。这三党都非奸邪,只互闹意气,遂致彼此不能相容,互相排挤。忽文彦博因老请求致仕,诏命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吕公著亦因老恳辞职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建筑第于东府的南面,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作事,一本朴直;范纯仁行政,务从宽大,二人都是无偏无党,协力佐治,政事很是清明。洛党、蜀党、朔党,时起争端,朝里不免多事。过了些时,诏授范镇银光禄大夫,封蜀郡公。这时范镇已八十一岁,受爵不久,便病殁了,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赐谥做忠文。范镇有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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