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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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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国人的语言
在一位远方叔叔的安排下来频暂时住进一处在北京的广东人互助会所，这种会所或地区互助会——在美国称为会社，意思是“会堂”，是某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某个家族群体帮助他们在陌生地的同乡的组织。在这里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和教师帮助以满足不时之需，事实上这种会所的成员来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样的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国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个人帮助他来自同族的亲戚，他为他同乡当中出现这样杰出的成员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slaughter和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三声的tao=逃四声的tao=到、道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图像原则产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许多场合需要区分沙子的图像与米的图像。因此，一只鸟儿在水边（河边）的足印用来代表沙子。然而一个人如何用图像来表示“但是”这个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汉语“借”意思是“点火”，用它来表示“但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发音。逐渐的许多重要的词汇由于它们的语音价值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语音象征加上词根成为创造汉字的最常见的方式。如同我们在上面见到的“包”的例子，关键词成为一个语音象征并发展出其他特征。
如今最全的汉语百科词典列举了40000多个这样的构词特征，大约有四分之三不在当下文学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词汇。一个好的综合性的大学词典包括大约14000个这样的特征。一个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7000到9000这样的特征就够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构词特征，但是一个人熟悉3000到4000这样的特征就能熟练阅读报纸。这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生应该掌握的。许多这样的特征是变化的，或重复或仅仅运用在少数的地方，进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运用汉语的构词特征，但是在官方已经限制这些特性的数量，现在使用的大约有1850个这样的特征，小学生只需掌握大约800个这样的特征。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汉语词汇的多音节特征，很容易见到2000个这样的特征构成数量众多的词汇；学校、社会、教育、插图、会议和解决都是双音节词汇，拼写为两个特性。
这种书写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的确太难了，如果要练习写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书法不费苦功学习这些特征是不行的。这种追求漂亮书法的练习消耗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众中普及。读写能力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
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四个社会阶层：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农民，第三是艺术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总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即针对知识分子的国家考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总有一个机会扬名全国，并获得国家的承认和荣誉。
这些考试如同一个在文学领域进行国家选拔冠军的系列测试。首先，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地方考试，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区。那些通过这些考试成绩为优或良的人（类似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参加省试。通过省试的成功选手（类似一个硕士学位）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这些考试题目有关于历史论文、道德文章、当前的政治问题、古典艺术和诗歌。可以想见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胜出的全国冠军该是多么的荣耀！皇帝亲自嘉奖他，赏赐一匹白马，并在首都游行庆祝。皇帝通常还将一个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很高的官阶。他“飞黄腾达”。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视的功业，这也是全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和梦想的目标。
无论是不是第一，通过殿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承认。在首都的孔庙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荣耀。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依然能够记得他们那里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中了进士。整个村庄和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大多数进士被委任为大学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学院的编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为地方官。
这些考试成为国家机构选拔贤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围绕这种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乡村的学校、省一级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培养选手。众所周知，一些知识分子年龄大了还竭力通过这些考试。通过考试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这些考试中失败，甚至只是地区一级考试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败。在现代的学校中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也有些特殊的大学与这种考试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真正大学的雏形，即书院，书院致力于研究与学习。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书院成员帮助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水平，不过没有学位。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根据他们的地位、成绩和家庭背景，通过国家考试的成功者被选拔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和文官。知识分子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件好事，这种地位的取得是依靠个人的业绩和才能；每个具有这方面学习潜质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实际上家族愿意为有上进心的孩子投资。学问始终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仅限于掌握诗歌和韵文写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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