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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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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草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过错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孤诣地研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其中有的相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权。晋献公、齐恒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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