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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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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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