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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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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继续发展扩大，戴笠临离开淳安时认真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的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奸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2）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看得出，此份计划戴笠是动了不少的脑筋的。
可就在戴笠从淳安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这时的戴笠心里的压力剧增，顾不上多日在外的辛苦和劳累当晚把自己的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岂知，当戴笠在等待蒋介石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一次手令陈果夫推荐的陈焯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到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所属的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戴笠不免有些心凉，特别是首都（南京）警察厅长的位置，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在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时，任建鹏曾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戴笠安排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而且多次答应抗战结束后能让他当上首都警察厅长。结果没有想到这首都的警察厅长没有当上，而带在身边许多年的印信却要交出去了，这不能不使任建鹏感到失落。不过，好在蒋介石随后下的手令中，让任建鹏去武汉市当了警察局长，这也算是对戴笠的一点安慰吧。虽然，戴笠在争夺全国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但他绝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多日的沉默后，戴笠觉得有必要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他兼任总监一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戴笠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行将结束为由，以中美双方的名义邀请蒋介石来视察。蒋介石同意了，并且在视察中不时地说好。戴笠邀蒋介石视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本意，是想在争取警察总监的天平上增加分量，可是蒋介石走后对戴笠的提议始终没有给予答复。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戴笠是想争得警察总监的位置继而重又控制全国的警察系统，而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对戴笠的心事还能不明了吗？
不过，蒋介石还是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
蒋介石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戴笠，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以蒋介石一贯的做法，他不会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地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把所有与日伪的联系和活动是交给戴笠一人处理的，也只有戴笠才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而这些黑幕多少都与蒋介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作为蒋介石来说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除此之外，由于肃奸工作最易内外勾结，使某些人暴发横财。从国民党政府所属各部门的腐败行为来看，蒋介石觉得不管是从工作效率还是从内部管理来说，军统局都要比其他的部门要好得多。当然，这肃奸大权是戴笠主动向蒋介石要的，并为此摆出了多种理由，本身就多疑的蒋介石多少从这些理由中感到了要挟的味道。如果此时不顺着戴笠的意思，在肃奸的问题上没有军统的全力合作，定会酿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来。既然戴笠还有利用价值，为何不再用一用呢？
从以上的一些原因看，蒋介石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戴笠也就能理解了。
不过，蒋介石这样做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想让戴笠在过份扩张的权力中尽快地走向反面。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尽管山头林立派系繁多，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本人形成威胁。蒋介石要削弱和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但只有对戴笠，蒋介石不敢这样做，因为戴笠的势力早已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了。单就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中到底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蒋是永远清楚不了，也是始终不敢想象的。为此，蒋介石在利用秘密五人小组进一步加强对戴笠监控的同时，表面上为了缓和在任命各大城市警察局长上与戴笠形成的紧张关系，同意了由军统局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伪在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蒋介石的这个决定使戴笠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一种暗示。其实，这是蒋介石根据监视戴笠的秘密五人小组提出的方案所走的一步棋，而戴笠对此是一无所知，甚至觉得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仍然是相信他的。过后，戴笠为接受日伪海军在上海的资产乘飞机到上海，一见到来接机的唐生明就兴奋地说：“美国海军部已决定支持我出任海军总司令了！”戴笠还说，他当了海军总司令，要唐生明当他的参谋长。
戴笠哪里知道，他此时此刻高兴得太早了。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
随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淞沪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没有了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乘中秋之夜把上海地区的原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和伪军里的高级将领，邀请到了上海杜美路七十号赏月。这里是军统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此时被各种彩灯点缀得格外耀眼。随着圆月在天上缓慢的出现，周佛海等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后坐到了指定的位置上，很快五百多个座位全满了。由于在这之前，戴笠曾让军统各级组织在全国大中城市张贴过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的布告，所以此刻在坐的脸上全堆满了笑脸，看不出有任何的紧张和惶恐。因为从那布告的内容看，不管做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但做汉奸时做了坏事，就是官再小也要办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坏事，而在最后时刻坚守自己的职位等候着中央军的到来。戴笠的这张布告，对稳定接收前沦陷区的局势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但这是戴笠的权宜之计，只不过还没有到对这些人下手的时候。为此，在中秋赏月晚会上，戴笠仍很认真地对坐着的汉奸们说：“在座的有不少在抗战期间出任过伪职，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的。在这里我再说一遍，解决汉奸问题，是政治重于法律……”戴笠的这番话仍然有着哄骗的作用，因为暗中调集的肃奸力量还没有全部到位。而那些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是春风满面，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时地打断戴笠的讲话，都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有了确实的保证。
戴笠的目的达到了，接着他开始动手了。
就在这次中秋赏月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奸仍旧以为不会有任何祸事。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才知道他们手上拿着的那个请柬是个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逮捕汉奸的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两天，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逮捕的主要对象。由于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周作民等人。这项工作，戴笠专门落实给邓葆光具体承办，而负责执行行动的毛森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就在逮捕行动的当天晚上就把周作民关进了大牢。直到毛森向邓葆光讯问如何处置周作民的财产时，邓葆光才大吃一惊，赶忙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得知此事后脸色都变了，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并要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表歉意。对此事，戴笠本来要处理毛森。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蒋介石身边的人给他发来的电报而决定的，戴笠尽管并不清楚这是否是蒋介石的意思，但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对戴笠在上海的肃奸行动，蒋介石虽然时刻关注着，但很少说些什么，只是对个别人给戴笠下过给予宽容的手令。原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张瑞京投靠汪精卫后，先是在李士群的手下任特务行动大队长，后又任伪陆军第七旅旅长和参军处中将参军。因为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时常吃喝嫖赌，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的藏身处。日本人一投降，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际将这十几箱的秘密信件偷了出来，并通过中统局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信件后非常高兴，不但给戴笠下手令放了张瑞京，还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得到勋章后的张瑞京，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敌产”管理处处长。对这样的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尽管这样，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原因主要来自于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的中秋过后，上海所有报纸上所发的主要文章都与惩治汉奸有关。要论最大的汉奸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虽然逃往日本但已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由于周佛海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声浪很高，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其实，自从日本投降后，戴笠就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会越来越小，而给他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等盟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再加上共产党方面以及国民参政会一些人，如果利用周佛海的事为打开政治上的缺口而向蒋介石发难，那么首先倒霉的肯定是他戴笠。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仿佛是个巨大的政治陷阱，随时都会把他给吞没了。戴笠觉得不能让周佛海久留上海，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为此，自肃奸行动开始以来，戴笠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周佛海等人的态度。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戴笠就想以“休养”的名义把周佛海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做，对周佛海等人来说是避开了舆论中心，对他们本身也是个保护；对外界来说，是把周佛海等汉奸进行关押，听候国人的审查和处理。于是，戴笠与周佛海闭门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压抑，尽管戴笠是以商量的口吻说起到重庆的事，但周佛海完全明白这并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因为他清楚自己可利用的价值所剩无几了。戴笠对周佛海说：“上海和南京报纸上的文章你肯定看了，都说你能‘翻手作云覆手为雨’，这些舆论我们是无法阻挡呀！为了你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还是住到重庆去为好。蒋委员长早就想见你了，并多次指示我亲自送你去重庆……”面对戴笠的侃侃而谈，周佛海很少说话，因为此次去重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为了摸清戴笠的底牌，周佛海让自己的密友、并帮助他办《中报》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气。
蒋伯诚与周佛海原来是镖友，抗战时蒋伯诚在上海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周佛海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蒋才获释。有了这层关系，周佛海觉得也许会从蒋伯诚的嘴里得到些真实的内容。可没有料到，金雄白到蒋伯诚住处后刚说起周佛海去重庆的事，蒋伯诚当即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浓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略顿了会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浓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浓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可佛海过去毕竟是我镖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浓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局的人，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
金雄白回来后，就把蒋伯诚的话坦直地转告给了周佛海。周佛海听完后，知道自己的路已绝，神态几至失常。但此时周佛海的内心仍心存一丝侥幸，他沉默了许久后对金雄白说：“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此话，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宽慰。戴笠的用心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当唐生明得知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人家，今天用不着人家了，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听后只是苦笑了一下，是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向唐生明解释清楚。不过，戴笠对周佛海还是考虑得周全的，他在周佛海起身前给毛人凤打了电话，要毛人凤派人将白公馆内原美军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所有的家具尽可能布置得好一些。同时，戴笠在安排好警卫力量时，还要军统局总务处抽调一位最有能力的科长专门负责接待周佛海的工作。
几天后，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降落。
当时在重庆有三大机场，除最大机场白市驿机场仍然被美军占用外，珊瑚贝机场是戴笠专机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此次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重庆，再加上正处于国共和谈还在进行中，为了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到重庆的消息，戴笠特指定军用专机飞往离重庆市区较远的九龙坡机场。军用专机降落前，毛人凤已派出军统局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并封锁交通和清理闲杂人员。当飞机在空旷的机场上停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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