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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西藏-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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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洛国王面见被俘的益西沃,好言相劝说,倘能放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的话,可免您一死。
  益西沃回答:不!
  噶洛国王又说,或用等身重量的黄金赎身,亦可免一死。
  益西沃回答:不!
  那么,噶洛国王遗憾地说,您只有死去啦!
  古格闻知此事,举国上下动员,尽其所能地筹措黄金。待筹集到与益西沃身体等重的黄金后,他的侄孙,在朝国王拉德的已出家的三太子绛曲沃前往噶洛狱中看望老人,告知只差头部重量的黄金一旦集足便来赎身。益西沃答曰:我已者迈无用,就将赎身黄金用以迎请高僧弘扬佛法罢。再三恳请不允,绛曲沃只得挥泪而别,益西沃引颈受戮。
  已担任过印度十八座寺庙住持、年近六十岁的阿底峡尊者之所以接受迎请,一感古格王诚意,二感益西沃献身,第三,也因佛教在印度备受伊斯兰教印度教排挤。行前,他的本尊'注'及其座前空行母曾提示他,若去西藏,将减寿二十岁。但尊者阿底峡去意已决,只要对佛法和众生有益,减寿何妨?
  阿底峡来阿里时,译著等身、德高望重的大译师仁钦桑布已年届八十五岁。初始,大译师对小他一辈的尊者不甚信服,等意识到阿底峡是大智者中最大智者时,便敬畏谦恭,拜尊者为师。后遵阿底峡指教,闭门专修十年。《青史》载,“译师也听从尊者教言,作了三层门道,于外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贪恋世间轮回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中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为自利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内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凡庸的分别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译师一心专注而修获得殊胜成就。享寿九十八岁于乙未年(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示现圆寂时,遍虚空中诸天神齐奏音乐,天雨散花瑞相,为彼城市所有一切老少人等所亲见。由于没有灵塔存在,盛传往空行刹中而消逝,虽发现犹如小叶莲色极红的舍利三粒,然亦渐次坏灭而发出如巨雷声向空消逝。”
  阿底峡来阿里三年之后,被前藏僧人迎请,在卫藏地区的传教活动达九年之久,直至圆寂。他晚年在藏十二年,著书立说,教法灌顶,致力于藏传佛教的教理系统化和修持规范化,成为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奉为“佛尊”。同时,他的东行卫藏也成为复兴佛教的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的一个标志。
  那一时期,古格、陀林寺成为当时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心,阿里确立了在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沿着同一方向走下去,走到极端,到十七世纪初,古格王国已形成庞大的贵族僧侣集团,僧人已达万人之众,寺庙如林遍布阿里——必然急转直下,走向反面。
  扎达人回忆并评论说,古格盛极而衰,终至覆灭,根本原因是王室与寺庙为争夺权力、争夺属民而形成的对立,导火索则是天主教士的介入。
  历史已迈入近古。一六二四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安瑞特来到古格,重金赠送国王夫妇的同时,宣讲福音劝其皈依天主。一定是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促使国王夫妇打算凭借西方宗教与当地寺庙相抗衡,于是下令拆毁民房,建立起天主教堂(今已不可见;但扎达人仍能指出该教堂所在地)。此举使原有矛盾激化,古格僧俗愤激,拉达克乘虚而入,于一六三五年灭古格。历时七百余年的王朝毁于一旦。
  如前所述,古格人可以是象雄人,但扎达人未必古格人。王宫遗址所在地的扎布让村,一九五九年时仅有三户人家,还是在该地荒废已久后从外地迁来的。近三十年间又有人举家迁往,现共有十七户人家。据说古格亡国之后,古格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现今曲龙乡不足三百人,但古代曲龙之大分为上曲龙和下曲龙,上、下曲龙相交往,人们多不相识,并有“瞎老人一百人,瞎马一百匹”之说——盲人瞎马如此之多,可见人口之众。当拉达克入侵时,曲龙人举乡北逃,经色麦地方,为了怀念家乡、祈求路途平安,一定在那里举行了某种仪式,男女老少每人往指定的一处丢一颗石子,那玛尼石堆迄今犹存;同样地为了怀念家乡的缘故,他们把故乡名字也带走了:日土县现在就有上曲龙和下曲龙。
  古格历史上曾达十万之众,现今扎达县仅有四千人。古格时代的窑洞与农田用之不尽大多荒弃。除扎布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据说,香孜遗址为古格王族的夏宫,上千亩窑洞遍布全山。其上有寺庙遗址,有大量精彩壁画(我看到了孙振华拍的照片,颇类敦煌早期风格)。香孜的这些洞窟,距地面足有二十多米高,一般人无从攀援,只好用绳子把人吊上去。
  孙振华声称他拥有对多香遗址的发现专利——至少他是第一位拍摄者,并首次将之公布于世。
  多香一地仅有十四户人家,但守着的却是五百多个窑洞以及一个莫尔多寺遗址。该遗址位于多香河以西、象泉河以南,垂直高度约二百五十米的土山上,久已无人居住的窑洞中尚存经书、佛像以及壁画之墙。当年拉达克占领了古格,打算攻打多香时,相传多香的野鸽子密密匝匝地把寺庙遮盖起来。而多香的百姓们则脚穿特制的铁鞋前往扎布让,面见入侵者,煞有介事地声称,去多香需翻山越岭,路远难行,您看,走一趟铁鞋都已磨穿,请你们就不必事倍功半地去攻打多香了吧——这种经常的天真的机智为藏族所独有。
  如此说来,已发现的遗址群结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布局组合——多香遗址在古格以西三十公里处;香孜遗址在古格以北数十公里远;古格以东骑马一天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并巳,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
  沿象泉河流域,这儿那儿,时常可见古代村落遗址,大都为坍塌的窑洞,一些断墙,倾把的佛塔。扎达县的当代农业中多多谈到“复耕”的话题。县办公室主任扎西扳着指头算帐给我们听:象泉河流域是阿里农业、水利最发达的地区,现在扎达2。25万平方公里境内,共有耕地万余亩,其中仅香孜一区就开荒、复耕二千亩;香孜另有尼俄、日穷、扎哇、阿赞四处千余亩原农田有待复耕;扎布让村附近有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灌渠尚存,旧时自雪山引水灌溉。但据七十多岁的老旺堆说,从他记忆的前几辈再没用过这条渠,六十年代办社初期,扎布让村还有四百亩农田,现仅耕种着二百亩——地多人少,水利不足是扎达全县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量古代农田只得继续闲置任其荒芜。
  扎西叙述了古格的来龙去脉之后,将两手一摊,以权威的口吻作了结论:“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文化消失了。”
  一盛一衰间以数百年,在历史上并非鲜见。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此地才由卫藏统治者派遣的僧人将军甘丹才旺率领的蒙藏骑兵收复。以古格覆灭、阿里被纳入卫藏政权管辖为标志,阿里的近代史开始。三百年以来有过一些规模不等的战争,以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外敌主要是来自克什米尔,来自英国扶持下的印度道格拉人'注'——千余年来藏民族早已钝了外向锋芒,而仅有招架之功了。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首府设在噶尔河南岸的噶尔雅沙和噶尔昆沙。拉萨的噶厦政府每三年轮换派出一届噶尔本(相当于专员)。由于地处边境,噶尔本较之卫藏同级官员品位高些,为四品官。
  此时的扎达被划分为扎布让和达巴二宗(宗相当于县)。扎布让宗下设六措(区乡)。其中宗本直属四措,陀林寺下属一措,另有曲底措直接归属噶尔本。各措未设行政长官,由当地土王、头人、差巴首户等代理措本职权。以执握法鞭象征司法权。各级长官使用法鞭长短粗细均有严格规定;同时各级官员穿衣、戴帽以及马饰等级森严。可惜实物保存到现在的不多,只听说多布杰是曲底最后一位代本(相当于排长),现在地区政协,他还保存着那顶象征官阶的帽子。
  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干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马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道,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强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强悍之风。
  不消说,这一观点是当代藏族识者中部分人的看法。穿过历史的烟云展眼望去,西藏人蒙古人乃至中国人历经怎样的思想光芒照射:佛教教义提倡的慈悲忍耐、因果报应,孔孟学说的内省节制与中庸和谐,老庄哲学则自由飘逸甘美香醇,这些教义哲学温柔敦厚,温情脉脉地指引人们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千年以来规范了蒙古人种的道德与行为准则。只是这类哲学忽略了一点:人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丧失进犯之心的同时也失却了自我防卫能力。历史进入到公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今天,人类历史显示的不乏强权政治和暴力流血的场景,而吝于展现希望、光明、乐观迹象。东方式的心智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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