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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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