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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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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 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 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 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 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 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 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 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 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 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 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 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 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 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 ”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 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 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 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 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 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 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 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 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 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 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 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 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 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分离。朱 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 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 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 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 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 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 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 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 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11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 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 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团的彭 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21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 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 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 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1、红3军团带去走这条绝 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 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 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 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 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 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 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 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 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 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 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 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 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 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 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 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 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 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 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 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 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 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 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 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 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 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 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 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 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 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 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 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 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 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 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 “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 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 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 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 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 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 “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 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 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 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 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 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父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 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 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 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 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 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 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 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 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 5两个师，约7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 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 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 训令，指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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