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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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如此大好喘息之机，日军主将加藤清正趁与明军议降的空档，派人送信给身在釜山的小西行长，求他带兵来救自己。二人关系虽不睦，关键时刻，不能不施以援手。小西行长立刻急行军，悄悄开至注意力皆在岛山堡垒的明军近侧，突然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各地来援的日军纷纷投入战场，高举倭刀喊杀着朝明军扑来。如果这时主将是第一次日本侵朝时的李如松，估计不会有多大闪失。文人出身的杨镐胆小鬼，又不知兵，他与好哥们李如梅率先逃跑。

明军军心大乱，一时大溃，明军竟然被日军趁乱杀掉二万多人，只可用“惨败”二字形容。《明史》记载，“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也就几千人）委弃于一旦，（明廷）举朝嗟恨。”

更令人气愤的是，杨镐败奔后，跑到庆州仍旧不止步，怕日军奔袭，一直逃回汉城，并和总督邢玠一起捏造军情，以大捷上闻。诸军点检损失，上报死亡两万多，杨镐大怒，力称是死亡一百多，抑之不奏。

由于首辅是与杨镐关系不错的老迈昏庸的赵志皋，他竭力回护，向万历帝力保杨镐，只把他免职而已。这位志迂才疏的杨镐，在万历四十七年被任命为辽东经略，大败于满洲军队，明军死亡五万多人，闯下奇天大祸。那时再无人搭救他，杨镐被逮入诏狱论死，但直到崇祯三年他才被杀头。

蔚山之战后，明日双方形成相持。明军退归汉城坚守。日军也消耗巨大，无力大谋进攻。毕竟明朝当时的底子不薄，不甘心在朝鲜半岛大失颜面，从内地抽调十余万精兵入朝鲜，准备一举肃清日军。

总督邢玠兵分三路，分攻蔚山的加藤清正、釜山的小西行长以及泗川的岛津义弘。海上方面，明军水军统帅陈璘与朝鲜的李舜臣将军联军，保持警惕，准备在日军溃逃时给予沉重打击。结果，进攻泗川的中路明军攻败垂成，自己军中的炸弹突然自爆，引发了火药车，日军趁乱夺回泗川。东路的加藤清正元气大伤之余，以退为进，明军也没捞到什么大便宜。西路的明军主将刘綎脑子也比不过日将小西行长，没什么进展。双方干耗。

这时，日本本土传来消息，丰臣秀吉病死。为此，在朝鲜的日本将领都大舒一口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丰臣秀吉临死，遗命从朝鲜撤军。

本来就不情愿劳民伤财打朝鲜的日本朝内大臣，立刻安排日军将领尽速回撤，“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迫不及待，十万火急派人持密令遍告诸日将。

可怪的是，明军情报系统效率极低，对日本国事及日军即将撤军之事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是刘綎部明军，傻不拉叽还与日军“积极”交涉，大搞军中“和平”协议。

加藤清正部日军跑得最利索，十一月十八日尽数撤走；泗川日军跑得也不慢，与加藤部同时开拔，一日内即逃得精光。只有西路小西行长“任重道远”，苦于明朝、朝鲜水军联军切断水路，他忙向岛津义弘求救。正好小西行长女婿宗义智也来救老丈人。于是，岛泽义弘与宗义智合军，乘五百余艘战船连夜西行，准备救出小西行长。

朝鲜水军主将李舜臣立刻与明朝水师提督陈璘商议，提出了一个围歼来援日军的计划：明军水师埋伏于沿海港湾，朝军水师设伏于外海的观音浦，等日军越过露梁海峡后，由明朝老将邓子龙出奇军断其归路，一举全歼日本这只来援水军。

一切皆不出李舜臣所料，日军来援水师落入中、朝水军包围圈。惟一出乎意料的是，日酋岛津义弘非常顽强，他发现中计后，率水军拼死回撤，下死命令抵抗。双方海上大血战。

令人感动的是，大战期间，李舜臣见明军统帅陈璘坐船被围，立刻乘船来救，不幸被日军炮火打中，正当胸口。李将军屏住气息，强忍巨痛说出一句话：“战事正急，切勿宣言我的死讯！”言毕，李将军含恨而死。其部将、（奇*书*网^。^整*理*提*供）亲属含悲忍愤，奋勇杀敌，陈璘指挥船终于脱险。

明朝方面，老将邓子龙以古稀之年，手执大刀挥船而进，与倭兵倭将白刃相接，直至壮烈牺牲。

露梁海大战，中朝水上联军击毁日舰二百余艘，俘获一百余艘，生俘倭兵近二百人，倭军被杀、被溺毙一万多人，岛津义弘仅得率几十艘战船溃围逃走。小西行长还算命大，趁夜黑与近侍坐小船偷跑，有命回到日本本土。运气不好的日本数千残军，最终被明军和朝军赶尽杀绝。

回国后的小西行长不自量力，加入岛津义弘等人也在内的“西军”反对德川家康。结果兵败，他本人逃入伊吹山。由于他本人是天主教徒，没能切腹自杀，就劝当地一个农民把他交予对手。农民获了赏金，小西行长本人被德川下令斩首于京都，时年四十三。观其一生为人，确实算条汉子。

与我们今人想象得不同，露梁海战中，中朝海军在军舰、武器以及其它军事配置上远远优于日本。特别是李舜臣创制的“龟船”，体型巨大，顶板结实，覆以铁板，槽间联结点遍植尖锥和利刃，船身上也有不少突发火器的射击铳穴，无论是攻击和防守，比起日本那些相对体积小、防护弱的战舰讲具有极大优势。朝鲜“龟船”与日舰相遇，“龟船”可以迎前直撞，就可以把日舰撞成碎片。

而明朝战船，更是种类繁多，有楼船、沙船、苞船、铜绞艄、海舫等，特别厉害的是，明朝这些战船上皆配备佛朗机（大炮）。日舰上也有类似火器，但射程仅一百米，而明朝兵船上的大炮射程可达三千米。

至此，长达七年的日本侵朝战争结束。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初夏，邢玠主力明军撤出朝鲜。转年秋，所有明军全部返国。

明朝援朝之役，代价不可谓不大，在万历三大征中耗银居于首位，支出近八百万两白银。幸亏明朝有张居正时期所留的底子，当时才没被巨大的战争开支拖垮。

对于朝鲜而言，抗日战争意义更不待言。如无大明出手相援，朝鲜就会提前三百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说不定变成另一个琉球（今天的日本冲绳）。

丰臣秀吉忙乎半天，军败身死，民怨无数，只留下一个五岁儿子丰臣秀赖在人世，使他久久合不上双眼。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后开始了他自己的霸业，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找借口讨伐丰臣家族。丰臣秀赖兵败，剖腹自杀，赴黄泉地下向其父哭冤去也。

德川家康所创的“江户幕府”，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但也正是从他开始，日本大肆铲除天主教，实行闭关锁国，并正式在1639年下达“锁国令”（“异船御禁止”与“海禁”）。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很严厉，严禁日本商船出海贸易，政府可处死擅自出海的商人。同时，日本政府规定海外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一经发现，偷回国者马上处死。这些措施，比起明朝时期海禁最严的时期还要严厉。真是风水轮流转，风气轮流转。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自那以后，中国（明万历末期至清朝中前期）再无“倭患”。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

——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中国社会在明朝万历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以明神宗为代表的皇室糜费也骇人听闻。这位在位四十八年的帝王，除前十年冲幼期有能臣张居正等人管理国家稍可称道外，后三十八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疯懒惰皇帝，竟能有三十年的光景不履行皇帝责任，不上朝，不行郊礼，不举告庙礼，基本上是个罢工皇帝。

他从万历十七年躲进深宫吸鸦片炼丹纵欲，直至二十四年后“梃击案”发生，万历帝为了保住郑贵妃，才上朝面见大臣一次。

如果他“无为而治”也就罢了。不少人指责他在位期间不看奏章，不补官缺，不少衙门府署处于空缺无人执掌的状态。其实，这些皆非大恶。最恶毒的是，万历帝手下那些宦官遍布天下，充当矿监税使，对天下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横行无忌，所谓“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世，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宝逾坦，祸延鸡犬，而经十数年而不休止”，折腾不休。

从《明史·食货志》发现，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这八年间各地太监上缴万历帝矿锐银三百万两，似乎数目不大。真正情况是，“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十分之一）”，太监们自己贪占的倒可能几近三千万两白银。如此瞎搞，最终搞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活人不讲，地下死人也受害。由于太监陈奉在兴国挖出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得黄金数万两，由此在全国兴起一阵挖墓风。一时间，荒坂野岭，皆成白骨散弃的掘坟“工地”。

所以，万历帝这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的搜刮，黎民百姓所受荼毒一年深过一年，家商交困，阡陌萧条。天下民心一失，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

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寡恩自不必言，对多年拥保自己有功的老太监冯保也很绝情。而其初衷，除政治因素外，还有抄家贪财的念头。这一点，在《明史》的《冯保传》中万历与其生母孝定李太后一段对话中可以明白见出。万历皇帝的儿子潞王要结婚，宫内缺钱用，万历皇帝愤言宫内大臣一直巴结冯保和张居正，二人很有钱。李太后闻言欢喜，说：“反正两人都被抄家登记，应该有大笔金银可使。”万历帝恨恨道：“冯保老奸黠滑，事先已经转移了不少财产。”事后，为了弄得更多的钱，他又把负责主持抄冯保家的富太监张诚也抄家，再得“外财”一大笔。

其实，从人情方面讲，冯保嘉靖十五年入宫，兢兢业业，特别是对于万历帝的父皇明穆宗，死心塌地护持，并受托孤之命，力保万历登基。我们可从冯保一封乞辞书信中，看见他对万历父亲的忠心，虽然文中不乏丑表功，可确实写的都是实事：

司礼监太监冯保奏：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拔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二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二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与同黄锦一同办事。（皇帝）赏蟒衣玉带禄米，许在内府骑马，寻赐坐蟒。四十五年龙驭上宾，恩典照旧，赐登杌，命提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岂敢一日有忘。万历六年，举大婚，臣得以奉敕赞襄。累年荷蒙眷注之隆，荫锡之宠，臣不能恭述万一。为此感激，矢效犬马，事事经心，时时惕念，任劳任怨，以答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于此际，正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忍言去？但犬马之年，见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屡作。万历三年，臣因思虑伤脾，积成湿热，毒流遍体，几损厥生。仰仗圣母万岁怜念孤忠，祈神保佑，始获全愈。五年，复发于背。今春首右足破伤，痛关心肺，医药罔效，伏蒙屡赐存问，愈自局促不宁。兹者恭逢圣龄日长，圣聪日开，大婚大礼，籍田谒陵，俱已完毕。迄今三月以来，气血顿觉衰惫，步履日益艰难。顷因随侍圣驾，不过斯须微劳，辄不能勉强支持。且臣自觉多涉颠倒，诸症一时复发，力不从心，有辜任使。臣见万岁前后左右，多有贤能堪用，伏望恤臣犬马效劳四十余年，容臣在外调治，少延残喘，朝夕焚香，祝延圣寿，仰答终始，成就罔极洪恩。臣不胜感戴天恩之至。（当然，这种乞退也是试探，大公公不是真想退休）。

即使如此几朝老奴，万历母子仍惦念老太监家财。冷血皇家，真让后人开眼。

万历末年，明廷内发生了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三大案，对日后明朝政治影响深远，官僚、太监、文士皆以此为把柄，定案、翻案、定案、翻案，一直折腾到明亡。

至于三案的背景，首先要言及万历帝的家庭生活。万历帝本人正宫皇后姓王，一直无宠，但万历生母李太后很喜欢这个贤德的媳妇。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到母后所居的慈宁宫问安，突然性起，看见一个宫女王氏，拉过来就弄。结果，王宫女暗结珠蚌。知道王氏肚大，明神宗起先还不承认，李太后拿来《起居注》，他才不得不认。但在他心中，根本没有王宫女和她腹内骨肉的任何地位。由于王皇后本人不生育，根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几千年封建伦常，王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当为太子最佳候选人。

可明神宗自有人选，他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才是他心头最爱。大臣们一直强烈要求皇帝立长子，纷纷上章进言，即“争国本”。而神宗生母李太后也倾向于立长孙。母子二人曾有一番对话，明神宗认为朱常洛这个长子是“都人（宫女）之子”，不料他生母李太后听后勃然变色，怒斥道：“汝亦都人子也！”因为李后怀明神宗时身份也是个宫女。明神宗惶恐，伏地不敢起。

由于宠妃郑氏的压力，明神宗就采用“拖”字诀，就是不立皇太子，并因此耽误了朱常洛、朱常洵的冠婚礼，使得朱常洛二十岁都没能行冠礼（本应十五岁举行）。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万不得已，不得不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病死。转年，在郑贵妃策划下，宫内发生了“梃击案”；一名大汉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所居慈庄宫，打伤了一名守门宦官。毕竟宫内护卫多，大汉被抓。拥戴太子一派大臣想方设法审讯，得知此人名叫张差，受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和刘成所使，入宫谋害太子。群情激愤下，万历皇帝也为宠妃郑氏兜不住，最后让她自己去求太子朱常洛出面和稀泥。孰料群臣不依不饶，已经二十四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只得自己出面，总算化解了“危机”，使得朝廷官员不再追究此事。他还下令秘密处死了持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