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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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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在那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对希斯最后进行判决。这时众议员尼克松收到的贺电，真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完全是由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政府中存在的这股叛国势力，终于揭露出来，而揭露的方式，亦使全国深信不疑。”胡佛是难得表示热情的，但从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兴高采烈。他在那个周末的情绪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一开始就已对那班新政派的为人掂了斤两。现在，全国终于都清楚他一向是多么正确的了。
在感情激动的人们中，在另外一端有迪安·艾奇逊。这位国务卿在这位比他年青的人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认识他了。希斯负责和联合国联系时，就是在艾奇逊领导下的。而在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一度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就送给他一个玻瑞水瓶和银托盘。刻在它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在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也就是希期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五年徒刑的同一天，艾奇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提出了一个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国务卿先生，你对阿尔杰·希斯案件有什么评论吗？”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也许会淡忘下来，但对艾奇逊的答复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无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们是否上诉，无论上诉的后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他解释说，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那是无可置疑的：“我想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说过这种原则。在奥利夫斯山就有人说过【指耶稣在奥利夫斯山即橄榄山的宣教。见下一条——译者】：如果你有兴趣想看看的话，你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的，从第三十四节【“我没衣服穿，你就给我衣服；我病了，你来探望我；我被囚了，你来看望……你对我兄弟们中最平凡的一个做的事，你就是为我做了。”】开始就是了。”
那晚艾奇逊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威廉·P。邦迪的妻子，邦迪在六十年代成为政府的越南政策主要制订者之一。】：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件一直不断萦回在我脑海中。正如我写给你的信所说的那样，不管合乎情理的事实可能是怎样，这完全是一幕悲剧。我知道人们必然会向我问及这事，而这是很难置答的——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还是正面答复这个问题这种一般意义的困难。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讲出自己心里话，不顾跟着你后面狺狺狂吠的一群人而不多不少地说出自己个人的真正想法。这是不容易的。』
跟在后面那群人中也包括尼克松，他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国务卿的话是“令人作呕的”。也包括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沃尔德·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开艾奇逊。在那个月，国会对奥利夫斯山的基督教侮并不感兴趣。它要的是捞点油水。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而世界已开始分裂。中国完蛋了，斯大林拥有了原子弹，国务院窝藏了间谍——更坏的事还要出现呢！在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六天，总统宣布杀伤力极大的氢弹制造工作已开始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中出现，警告美国人说“大气层放射性污染厉害，因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会有可能全部消灭。……人类毁灭会近在目前”，这使全国不寒而栗。四天以后，伦敦的苏格兰场逮捕了富克斯，因为他把美国的原子弹泄露给俄国。“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呢？”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声疾呼。“富克斯、艾奇逊、希斯和氢弹在外威胁我们，新政主义又蚕食着国家的生命。我的天呀，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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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辈参议员在华盛顿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一起吃饭，地点是在白宫与杜邦广场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的殖民地饭店。他对他们说，他迫切要他们给他出些主意。
过去一年除了坏消息而外，没有给约瑟夫·麦卡锡带来什么。他把两党那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都得罪了，而在自己州里也有难题。除了其他问题面外，威斯康星州的律师事务管理局因为他违反规矩，几乎要在1949年取销他当律师的资格：原因就是他担任司法职务的同时，又参加参议员竞选。局里的委员们给他一个警告便算了事。按照他的说法，裁决是这样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译者】这个人太任性——但我们认为他不会再这样干的了。”
他们对此人并不了解。事到紧急关头，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了。在华盛顿，他能引起公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在华盛顿记者中进行过一次意见测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他在殖民地饭店对他的客人说，再过两年他又要竞选连任了。
他需要一个问题进行竞选。他们有什么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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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着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一个英勇年轻的美国人孑然屹立的形象。为了把他的同胞们需要知道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不顾牺性，通过劈啪作声的短波和天电，向他们播音。
『这——是伦敦……。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伦敦全城……。我想大概不出一分钟，在我们周围附近，就会听见炮声了。探照灯现在就是向着这一边移动。你就会听到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听，炸弹响了！……过了一会，这一带又会飞来一些弹片。弹片来了，愈来愈近了。
飞机还是飞得很高。刚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爆炸——又响了，那是在我们上空爆炸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听到许多炸弹落下来，落在附近几条街上。现在在我们头顶，就是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可是附近的炮又似乎没有开火。探照灯现在几乎射向我们头顶上空了。你们马上又要听到两声爆炸，而且是在更近的地方。听，又晌了！声音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他是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顶。这是德国人的主要目标。这地方这样危险，要在这里广播，是要得到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批准的。默罗夜复一夜地走上这个楼顶或到其他的地方，把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劫后灾情报导出来。他周围的房子倒塌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炸了三次，可是，他那每晚出现的、权威的声调还是继续把战况带给美国的家庭，使他们几如亲临其境。他的广播之所以收效，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克制的叙述，从没有哗众取宠。广播结束时他只用伦敦最近的习惯语：“再见——祝你幸运”。
默罗在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人知道，特别是因为后来他又和乔·麦卡锡进行斗争。他相信爱国主义，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象一般的具有雄心壮志的苦学生一样，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学业。他当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候补生。他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它是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开设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而稳健，早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报导准确的、客观的、传统派的新闻记者（“我想作一个采访记者；时事评论员要是个圣哲才行，而我从不那么有把握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倒象个传统的传教士。他从伦敦寄给他父母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我记得你们曾希望我成为一个传道士，但我除了相信自己以外，当时没有信仰。可是我现在却是在一个极有影响的讲坛上布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象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在学生团体和教育团体工作了五年后，他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他二十九岁时去英国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办事处。当时，工作没有很多搞头，大部分工作是令人厌倦的：什么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等。1938年，他为了搞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教育广播节目，启程往波兰。就在那时，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他租了一架专机飞抵维也纳，广播纳粹军队进城的情况。接着，他聘请了威廉·夏伊勒，组成一个班子，又继续对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伦敦的空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个主要战役迸行广播报导。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但两年以后，他辞职了。他不懂得预算那一套，也总下不得手解雇任何人。他又继续搞广播，每晚7点45分广播时事新闻，以摩尔斯电码，播出N－E－W－S作为广播的开始。由于他在伦敦广播成功，他就用当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措辞，稍加改变，每次广播就以“这——是新闻”这句话开始，而结尾时则说“晚安——祝你幸运”。1948年，他和弗雷德·w。弗兰德利出版第一套《现在我能听到了》的唱片集，把他们当时成为历史的报导的声音保存下来。不久以后，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的每年年终新闻综合广播，就和莱昂内尔·巴里摩亚扮演的《吝啬鬼》那样，简直成为圣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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