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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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便能解决。”

想法还是很清醒的事实这次改革，范仲淹也有意的想避开一些麻烦，于是一些条陈写得含糊不清。但结果是错上加错。

赵祯说道：“今天以中外人望，所有大臣皆不及卿等，韩琦暂往陕西，郑朗在陕州，仲淹与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不得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以建明者，为朕陈之。”

今天放开胆子让你们写，让你们说，让你们陈。

手是范仲淹上书十事。

明黠陟，宋朝以前制度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次，不问贤愚能否，不问劳逸，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将政绩交给京城考课院审查，官升一级。但做事就有对有错，想要不犯错误，就不去做事好了。于是好了，宋朝官场多是崔娴父亲崔有节这样小心翼翼，宁肯不做事也不想犯错的不作为官员。但官员不去做事，这个国家……

范仲淹所以将它列为第一条弊端，再根据太祖太宗时的保荐制度以及真宗的勘磨制度结合，以较定考绩作为官员升迁标准，须任满三年期，并由清官五人保任才可磨勘，善政异绩者可破格提拨。

似乎应当是这样的。

一个个皆是无为，这可不是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是真正的无为，不作为！国家怎能不败坏。

关健这个清官是何人，你我相互保荐，雪球便会越滚越大，做为人君会怎么样想？

但赵祯居然同意，不久后便开始局部实施，至于效果……往后看。

抑侥幸，放在第二条也是对的，自宋真宗起，南郊大礼或皇帝生日，两府大臣到各种提点刑狱官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提出申诉，恩荫子侄门人为国家正式官员。郑朗也利用过这项制度，提拨一些门人为官僚，唯一不同的是郑朗让他们先做事，立下功因功授官。又规定翰林学士以上官员者一年可以恩荫一人，若是才智聪明者，二十几岁担任翰林学士，德操侥幸尚可，担任四十年朝官，那么就可以恩荫四十人进入朝堂担任国家正式官职！这如……

这个……

不改不行了，所以要改，以后转运使与边防文官须任满两年后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只许申请一人恩荫，必须是亲生儿子，侄子门客一律排除在外，阁馆要职，也不许高官子弟轻易进入，想要进入不仅要考，还要经过保蒂

至于断了多少人的门路，范仲淹不问。

也准，第一条不到一个月便开始实施，第二条两月后同样实施。

精贡举，科举是国家主要择人来源，但学子除了背诵经义，学习诗词歌赋外，对抵御契丹、西夏，对国家如何富裕，对百姓如何安居乐业，根本不懂。要么说以仁为本，勤政爱民这些空谈之言。

国家整个教育出现大问题。

但怎么做，范仲淹自己也迷糊了，于是说教以经济之道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个谁能看懂。但有一条说得很清楚，将糊名制废除，改唐初的实名制，原因看不到考生名字，就失去乡里荐才的本意，以后还有谁为朝廷荐才？至于作弊，只要细查严处，便宜能刹住歪风。

当真如此？回！

择长官。

均公田，这个公田便是职田，为使让官员清廉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国家拨出一批公田，随职授官，这个郑朗也有认真起来还必须结到官职上，郑朗封田两千四百亩，实封一千五百亩，但郑家上下没有当作一回事，只让佃农象征的交纳一点租子。可有的官员却能从这个田地上获得一大批财富。不用交国税，一亩田让百姓交半石或一石税务，象郑家便能获得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租税。况且还有桑麻以及其他副业，庄子的产业等所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而且郑朗职田面积很小的以他的地位有的人职田能达到两三千，三四千亩，正是这些官员比于旧数，三倍其多，贪吏因循，其害甚大，带领着全国兼并的风气。因此明确规订官员职田从二十顷到二顷等有第参。

然新的问题来临，田有好有坏好的给谁？坏的给谁？职田紧邻着民田，侵占了一点，也比较正常若是均分，那会成什么？官员与官员打官司，百姓与官员打官司。实际刘娥时整顿了一下，最后闹得不象话，刘娥做法比范仲淹倒果断一点，索性取消职田。大家别争，什么都没啦！

一分准得出乱子，那为什么范仲淹还要去做，上面有几条，黑要官场整顿完毕，实名制科举都不会徇私舞弊，况且分一点小田？

可惜他没有穿越，否则看到朱元璋如何整顿贪官污吏的，贪污一点儿小钱，便被剥皮做闻登鼓放在县衙，杀了几万名贪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有没有整治好？

厚农桑，兴水利，植桑枣棉花，招纳逃户，开垦荒田，增户口，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员考课政绩。这是老生常谈，但正是这条老生常谈，也是庆历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条。但规模远不及熙宁变法。

修武备，范仲淹最有发言权，郑朗在裁军，但范仲淹认为郑朗没有将事情做干净，因为两条弊端没有解决，一是国家禁军养在京城，京城也没有那么多禁军，如今宋朝陕西二十多万，河东河北二十几万，京城三十万左右，其他地方十几万，但多数其实还是京城禁军，边防是有禁军，是京城派往前去轮换的。边疆有事，国家从京城派兵前去边疆，已失去宝贵的时间。京城养兵派兵，粮食重心在京城，边疆粮食就一直跟不上来。想要杀敌或御敌，必须千里运粮，运费会庞大无比。西北数年战役下来，花了一亿多贯钱，其中好几千万贯就是这样浪费的。

那么怎么去做？于京城招募五万军民，前往边疆种田，一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边疆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不用朝廷担负额外开支，唐朝便是用此法于开玄时在青海击败吐蕃人的。

不错，尊隆基是这么做的，可最后玩出来一个什么严物，安史之乱！

其实郑朗也在做，包括三白渠与屯田，这个全部交给老百姓了，让粮食在当地老百姓手中，若是国家需粮，从老百姓手中购买，藏富于民，军队没有掌控粮食，所以君臣无人反对。会用钱，但仅买粮食不贵，贵的是运费。没有办法，这时代不可能有火车汽车，运费始终居高不下。

范仲淹却让军队有兵有财有粮……这个，这个……

减差役，因为更先进的免役法实施，实施的范围不大，主要是边区与贫困州县郑朗没敢碰，不能在哪里执行免役法，一执行准得出大乱子，但问题依然保留在哪里，于是对这些州县进行合并，包括耆户长在内，逐步减少当地的差役，以来减轻百姓应差的负担。

毕恩信，朝廷三年一次南郊大郝，这是做什么的，收买民心，不但给士兵赏钱，一逢大郊礼，地方官吏要行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掩之事，造福于民。可是天子有诏，下面的官吏却不执行，还经常欠老百姓的账不还，一起偿还不可能，天禧以前的天下欠负朝廷全部偿还，本朝欠负也予以除放。大郝之时，朝廷恩信地方官吏必须落实于民。

重命令，朝廷朝令夕改，烦而无信，因此制定颁发诏令要慎重，做到有令必行，违者治罪。

这十条除了那个修武备朝廷没有同意，前后轻重不等执行，科举赵祯很清醒的没有同意范仲淹的实名制，但将策论列为诗赋之上。

抛去所用方法对错不提，大多数确实也是宋朝的弊端。但范仲淹也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真正疏忽，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说……

新政刚出来，欧阳修再一次倒吕，害怕吕夷简别有用心，得将吕夷简踩鬼……

第二卷四百七十四章父子

若问吕夷简现在最后悔的是什么，郭皇后，不是说不废郭皇后，必须要废除，但可以做得更谨慎一点，那么就不会招来那么多争议。甚至可以将他的许多国策逐一落实……

对比范仲淹的十条，再对比吕夷简的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谁更有针对性，谁更容易落实，谁更分清主次轻重？

但做比不做好，郑朗对庆历新政不反感，远达不到范仲淹想要的目标，但它本身不恶，也改良部分宋朝的弊端，又给后人带来反思……错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人！

韩琦的不团结，后来人就看到了，想要实现目标，不能象韩范那样玩，那么怎么办，严密的抱成团，形成真正的党，不管对方是对是错，一律打压，更大的党争在后面。欧阳修一篇妙文又给党正名……

遗害的不是赵祯朝，而是赵顼朝。

对比吕夷简的做法，再看君子党是怎么做的？

欧阳修连上三封书奏，吕夷简为陛下宰相，使四郊多难，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溃，二十几年，坏乱天下，独享人臣大富贵，却给陛下留下天下大忧患。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一直不败亡，是因为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人害怕，不敢发难。及其疾病，天下臣庶皆喜奸邪为天而废。

真敢说，郑朗弹劾郭劝与杨偕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激烈的语言，人老了，国事又多，身体不行，又累，于是生病，但欧阳修说是上天使吕夷简生病的。

又说陛下自吕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政务，没有发吕夷简平生罪恶，是陛下保全，免污朝名。陛下不负夷简。而夷简上负朝廷。然臣犹恐夷简不识廉耻，受国家过份恩泽，其子弟，皆因为父亲侥幸，恩典已极。可是边境多事，外面臣僚辛苦，未曾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不法子弟不住加恩。其子弟，请不议恩典！

看到没有！

所以吕夷简看到身体支持不下去，一让再让，这是何等的嗅觉。若不让，他的几个儿子能让君子们撕吃了。实际说来说去，例如吕公著与欧阳修关系还是不错的，然而他是吕夷简的儿子。所以欧阳修绝不放过！这便是吕夷简忽然蔫了的真正原因。

赵祯不报。

不仅他清楚吕夷简的为人，郑朗与赵祯也评述过吕夷简，很公正。德操是小人，但为臣却是良臣，这些年做宋朝的管家做得真不错，赵祯也同意。就是现在有大事决策不下来的时候，赵祯还时常派人问一问吕夷简，这才心安。

况且吕公著便是郑朗的学生，因为郑朗，赵祯将王安石从状元降至探花，心中一直很愧疚，郑朗几个学生当中。赵祯也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有才气，可德操还是最喜吕公著，一个很温和的青年，为何要处理？

欧阳修再上书，国家有诏令，官吏不能遵行。原因是朝廷自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去年十月，曾有臣僚言，今后大臣厮扑（门客）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二人为奉职……

对门客宋朝人称呼为谦客，更下等的仆役称为谦人，但欧阳修说厮扑，说仆人，这是很恶毒的骂人话。赵祯让欧阳修吵得头痛，贬袁宗二人官职。

欧阳修又进第三篇奏折，闻近日吕夷简频有密奏，自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可有此事？是有的，赵祯是为了保护吕夷简，也是怕言臣闹，若有什么疑难的国政，于是打着让御药院的御医去吕家替吕夷简诊断病情的借口，询问国政。

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