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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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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起死回生，是因为皇上忽然患了一种奇怪的急病。那是一种无名重病，在死亡的边缘几度徘徊的皇帝，吃了朴宗庆为他煎熬的汤药，居然很快得以康复。因为侍药有功，朴宗庆终于得以尽洗因洪景来之乱而蒙受的耻辱，官复原职，再度成为天下炙手可热的权臣。
正是林尚沃，在这个节骨眼上把珍稀的人参送给朴宗庆，使他得以救下了已临近死亡边缘的皇帝。就这样，林尚沃实践了自己的承诺，成为一个对朴宗庆信义不改的人，一个守住了空白银票上白纸黑字写着的“赤心”的义人。
1809年，纯祖九年。
以礼曹判书金鲁敬为陈奏使的使臣一行，离开汉阳，前往北京。
所谓陈奏使，不同于每年定期派往中国的使节，而是一种因临时有事情要通告才加派的不定期使节。
当时，朝廷每年都按定例向清朝派遣使臣，这种定期使臣，通常是冬至前后派遣，因而又称作冬至使。冬至使的使臣队伍，冬至前后起程，年底之前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40天至60天不等，然后翌年二月出发，三月底四月初左右返回汉阳。这已成为常例。出使队伍的人员构成，因目的不同而异，但大都是在250人左右。当然，有时候也会超过500人。至于礼品，送给大清皇帝的是各种花色的布匹绸缎、花纹席和白棉纸，送给皇后的则是螺钿梳盒与各种花色的布匹绸缎和珠宝。有时，还会特别地加送20张水貂皮给皇帝。
除了这一年一度的使节，朝廷还经常会特派一些使节前往大清。譬如，有时候，有关王室或国家的重大事件被讹传到了中国朝廷，或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有可能引起彼此间的误会，为了开释、订正，就有了派遣特使的必要。
特使队伍的规模大都大于作为定期使节的冬至使队伍，而且，由于所担负使命的重大性，陈奏使的官阶是冬至使远不能望其项背的。但因为不是定期使节，陈奏使这种差事是没有什么人愿意担当的，官员们纷纷借故绕开，避之犹恐不及。
这次前往北京的陈奏使也非例外。那年的《承政院日记》甚至记载着这样的内容：“拟派北京的陈奏使，已经有五人称病推托，希望别人能够代之远行。视重要的使节之行直同儿戏，为有国以来所未见。先后有沈相奎、郭尚佑、李相横、洪义信、金鲁音等上书请免，一一削职为民，最终钦定铨官金鲁敬出使中国。”
金鲁敬系朝鲜王朝后期文臣，早年曾经常作为冬至使兼谢恩副使出使北京。他还是一位声名素著的文章名家，从现存的《新罗敬顺王碑》即可窥其文采之一斑。但其最知名之处，乃是因为他的儿子金正喜。金正喜，号秋史，是李氏朝鲜时期无人能出其左右的大文豪。金鲁敬的文章底蕴，遗传给了他的儿子金正喜。而金正喜通过早年随出使队伍频访北京的父亲金鲁敬接触了实学，这为他在学问的道路上开阔眼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也就在这个时候，年方24岁的秋史金正喜成为父亲金鲁敬出使清朝的队伍中的一名随员。林尚沃也随着这支特使的队伍一道起程前往北京。当时，林尚沃已经是当时最大的巨贾富商。他借助于通过第一权臣朴宗庆拿到的人参交易权垄断了人参贸易，一跃而为名列第一的贸易大王。但这都不算什么。林尚沃此次随出使的队伍前往北京，最大的收获乃是与秋史金正喜的邂逅相遇。他们之间命运般的相遇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年，金正喜是一位年方24岁的青年，而林尚沃比金正喜年长七岁，是一位30刚刚出头的壮年人。两人虽然年龄上有着七岁的差异，却因为一道随使节队伍出行而萌发了特别的友情。
林尚沃已经有过十几次远赴北京的经历，是出使队伍不可或缺的中国通。他不但比任何人都精通中国话，而且深谙中国人的心理，每一次有使节出使北京，都要到林尚沃这里来求援。林尚沃当然没有理由回绝这种求援，因为随出使的队伍到北京做人参买卖，既能保障人身安全，又可以借助官方贸易而非私人贸易的形式在交易中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林尚沃知道，较之冬至使，陈奏使一行会受到大清朝廷更为隆重的接待，所以这次他带的人参比平时都要多得多，在马车上装了5000斤人参，登上了远赴北京的漫漫路途。当然，是和朴钟一一道。
林尚沃与朴钟一被一个梦想激动着。
如果这次出行能够把买卖做成功，不但能够得到难以想像的巨额利润，甚至可以控制中国的人参市场。这绝对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和中国人做生意的人，经常会陷入一种在浆糊里刷浆糊式的糊里糊涂、不知所适的状态。但这次却不同。
林尚沃手头的人参之多已是史无前例，而且拥有了独家销售的最佳机遇，处在惟一的制高点上，足以同中国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并获取胜利。
金正喜本是金鲁敬之子，但刚一呱呱落地，便被过继到了金鲁敬那没有子嗣的兄长府上。过继，当然就是作为养子为他家传宗接代。因而金正喜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给了他生命的生父，一个是养育他成人的养父。
金正喜自幼聪明过人，六岁起即能诵诗作画。当时第一大学者朴齐家看了金正喜的书画册子，当即预言金正喜将以学与艺扬名海内，并表示“吾将教而成之”。
果然，待金正喜长到15岁那年，朴齐家亲自收之为门人，开始耳提面命，躬自为教。朴齐家，金正喜之师，朝鲜王朝后期实学家，尽管学问造诣与才艺卓尔不群，但身为侧室庶出之子，终身压抑，难申其志。后来，受益于正祖为安抚庶子长期积压的不满而颁布的政策，他得以供职于奎章阁，尽情披览那里的藏书，学问大增。尤其是，自从有机会来往于朝鲜王朝与大清朝之间后，他成为一名实学派的先觉者，撰写了《北学议》，在书中宣传实学思想，主张“要打破身份差别，鼓励工商，使国家富强，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当务之急乃接受清朝先进文化”。
金正喜自15岁那年起开始师从朴齐家，接受他的思想熏陶。正如朴齐家所发之弘愿，在他的教导下，金正喜终有大成。朴齐家一生中曾四次到过北京，他的实学思想即是萌发于在北京所学到的知识，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体系。
作为朴齐家的弟子，金正喜也一直渴望着能够像自己的导师那样，远赴北京，体验并学习那里的新学问。
尤其是，四年前，作为导师的朴齐家受人诬告而遭到流放，并于1805年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后，金正喜的胸中一直燃烧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发誓要沿着老师的路走下去，到北京去继承《北学议》之遗业。
对于金正喜，林尚沃当然也有所耳闻。终生经商的林尚沃，对于大学者金正喜，有一种由衷的尊敬。虽然论年龄金正喜比自己要小七岁，只能算是一个小老弟，却是林尚沃内心尊敬的惟一书生。
关于生具异禀、被称为神童的金正喜的传闻，林尚沃耳熟能详。
朴齐家看过年仅六岁的金正喜的书画后拍岸叫好、赞不绝口的事情，曾在京城被传得沸沸扬扬。但让金正喜更为出名的是文章大家、朝鲜王朝名臣蔡济恭。早年曾被英祖盛赞为“真朕无私之臣下，汝（正祖）耿耿之忠臣”的老宰相蔡济恭，有一天从金家的门前经过，看到大门上挂着一幅字：
“立春大吉”
这是一种为迎春而挂到门前的立春帖。尽管那只是四个寻常可见的字，但据传，一向与金鲁敬不睦的蔡济恭惊叹于那书法之老到酣畅，居然特意来到金府，对金鲁敬说道：
“大门上挂的立春榜是谁写下的？请让我见上一见，以慰慕怀。”
听了蔡济恭的话，金鲁敬欣然答应，马上让人把写字人叫了来。谁知来人竟然是只有七岁的金正喜。见了这尚在童稚的少年，蔡济恭犹自不敢相信：
“难道写那字的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
当他获知写字人的的确确是眼前这个七岁少年金正喜后，蔡济恭预言道：
“这孩子，将来必会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名播四海！但他会因书法而命运多舛，所以最好还是干脆不要让他拿笔。倘若他能够以文章而邀世道之宠，必有大贵。”
很久很久以后，蔡济恭的预言果然应验不爽。秋史金正喜以其书法闻名遐迩，但其晚年却极其悲惨。
对于青年金正喜而言，林尚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
因为，金正喜根本不懂中国话，只能靠笔谈与中国人交流，而要开口说话必须借助林尚沃的翻译。据记载，金鲁敬一行1809年（乙巳年）10月28日离开汉阳，12月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两个月左右，于翌年2月初复从北京出发，1810年（庚戊年）3月17日回到朝鲜。这是一次漫漫长征，从起程到返回足足用了5个月的时间。
金正喜和林尚沃心中都有一团渴望的烈火在燃烧。金正喜渴望着到北京发现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汲取新学问，而林尚沃则梦想着打开一个广阔的新商界，在那里与中国商人们展开生死相搏的商业大战。尽管目标有所不同，但金正喜与林尚沃一个要追求书道，一个要追求商道，都是要求达到“道”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讲，这次远赴北京正是一次求道之行。
使臣的队伍从10月28日起程，当年12月22日终于抵达北京。一行人在专为各国使节准备的客馆卸下了行装。
在来访的外国使节们下榻的客馆里，供奉着一个刻有“阙”字的木牌，叫做“阙牌”，是皇帝的象征。使臣们要对着这个阙牌行跪礼，禀告自己已平安到达北京，并开始在北京的正式外交活动，这叫“望阙礼”。不但初履北京之地和最终离开北京之时要举行，而且在北京逗留期间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这种仪式，由使臣带领所有的随员向阙牌行礼，仿佛那就是真正的皇上。
作为出使队伍的一员，朴尚沃自然要下榻客馆，而朴钟一每次来北京总是投宿前门大街的小客店。朴钟一住到这里，不但是因为与林尚沃交易的老主顾们大都聚居在这一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同仁堂老板王造时也住在这里。由于林尚沃与张美龄的关系，每次林尚沃到北京，王造时都会到现场帮忙交易。
自从通过张美龄结识林尚沃后，王造时就做起了林尚沃实质上的“伙计”。伙计这种制度，为当时中国商人所独有。在当时的中国商界，老板通常不会出头露面。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清朝流行的做法，花钱去买官沽名，表面上是官员的身份。用钱买官的制度被称为“捐纳制”。而生意，实际是由这些被称作“伙计”的代理人来负责的。伙计，说起来就是一种包揽金钱出纳的会计业务与管理事务的职业经理。由于有这些相当于现在职业经理的伙计出面，中国的商业圈子益发富有组织性和体系性，因而也就更具有竞争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同仁堂的老板王造时就是在北京当地替林尚沃出面的代理人（即伙计）。同时也可以说王造时是帮林尚沃做贸易并从林尚沃那里获得一定佣金的贸易经纪人。这时的林尚沃已是名满北京。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质量最佳，而其手头的货量别人也望尘莫及，加之北京的人参非常紧俏，林尚沃的人参在同中国商人交易时经常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去年人参歉收，整个北京已经货源告罄。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的人参贸易大王林尚沃带着5000斤上好的人参随着陈奏使的队伍来到北京。这一消息经由王造时的一纸通文，马上传向北京所有的药材商们。药材商们立即涌向朴钟一投宿的小客店。这些药材商也大都是些作为代理人前来谈价的伙计，老板则另有其人。
因而，林尚沃自然也不会出面，实际来操作买卖的是朴钟一和王造时。
药材商们可以先看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货样。这群长期与人参打交道的商人，只消一眼就本能地感觉到，林尚沃这回带来的人参是上品中的上品，也就是极品。他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这极品的人参究竟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当时，与中国人做交易，并不是一对一去单个做，而是买卖双方的代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定出一个公告价，以一揽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觉得那价格不合适的人就不参加这笔交易，而到别人那里去成交。
“究竟带来了多少人参？”
“价钱是一斤多少？”
中国商人们已经禁不住心中的揣测，不住地向朴钟一和王造时问这问那。
第二篇 暴风前夜 联合抵制的宣战书
作者：崔仁浩
等第二天中国商人们来到同仁堂门前看到那里张贴出来的公告价时，忽然齐刷刷地愣住了。他们简直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因为那告示上写着：“人参一斤，银40两。”
中国商人们瞠目结舌，张大的嘴惊得再也合拢不起来。
过去的人参价格都是一斤25两银子，而眼前这价格简直是贵得离谱。纵然是人参歉收，缺货走俏，到目前为止也从未出现过一斤超出30两的情况，这几乎已经成为长期的惯例。但现在，这长期的惯例竟然被打破了。他们堂而皇之地贴出了每斤40两的公告价。即便每斤要价30两，也算得上几百年来的最高价了，可眼前居然一次要价40，难怪中国商人们会目瞪口呆。
中国商人与来自朝鲜的人参王林尚沃开始暗中较劲。
其实，这次林尚沃一次要到每斤40两的天价，乃是事先谋划好的。因为迄今为止，来自朝鲜的人参通常都是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成交的，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巨大的需求量相比。
人参交易主要是由译官们经手的，而每斤25两的人参交易价格始于17世纪，这样算起来，在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参的交易价格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人参交易一向大都是由译官和湾商们经营的，而他们的经营规模通常又都是少量、零散的，因而朝鲜商人们不具备足够的组织力量在价格上统一口径，即便有几个商人合起伙来试图提高价格，也因为每个人本钱微薄，压根没有余力同中国商人们打长期消耗战而告败。于是，来自朝鲜的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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