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传奇-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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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孙的先生常常教导我，要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做一个将来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说实话，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不顾家父的反对，考取了黄埔军校。可是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共，我在武汉目睹了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我的要好同学。那时候，我感到很迷茫，很失落，听说西北的冯玉祥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于是我就毅然退学，报考了他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那里我认识了刘振亚、李肃等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

董振堂赞许的点点头，说：“一南一北两个军校你都读了，资历不浅呐！是啊，我们中的很多同志都曾抛弃过不少令世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用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董振堂凝视着火苗，内心感慨万千，此刻的他已毫无倦意，低着头自言自语道：“宁都起义到现在，有多少好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李屏仁有点纳闷，老首长今日怎会谈及这个沉重的话题，于是笑着说道：“军长！咱们自打起义加入红军，敢打敢拼，那是全军都出了名的，朱老总也称赞我们五军团是钢铁后卫。咱军团出去的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拿前不久调走的董俊彦、李彩云他们，现在都已是骑兵师的师长、参谋长啦。”

董振堂沉思许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们活着的要完成烈士们的遗愿，要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带好这支英雄的队伍，让这支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责任不轻呀！”

………。

11月10日，董振堂率五军协同三十军包围了土门子，迫使马步青部一个工兵营投降。18日，又攻克永昌，21日克山丹。同时，西路军主力九军做为另一路进展也较顺利，在干柴洼击溃敌3个旅的进攻，随后于13日乘势占领了古浪城。

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立即勒令马元海部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地处要冲，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家军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的指挥下蜂拥而来，双方在一条山下展开一场血战。战至18日，红9军毙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经此一役，九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古浪，遂连夜撤出，向右翼的三十军、五军靠拢。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对西路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如果此时西路军全军坚定地向新疆挺进，或许受到的损失不会那么大。但偏偏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永昌、凉州、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如果说西路军先期所面对的只是马家军的袭扰。而现在，二马则是倾其主力，要与红军做决一死战了。因为二马决不会坐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指出：

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

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

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两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

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分担任城墙守备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革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西路军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后继，本就有限的弹药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糟，时西路军许多高级将领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甘、凉建立根据地的电令是持异议的。

西路军蹲在此地不进不退，正好给马家军以进击之机，马步芳调集重兵向永、凉地区扑过来，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中革军委之所以这样部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主要意图是：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主要兵力扼守黄河一带，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样一来，西路军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了解总部的计划，气呼呼地找到总政委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和张国焘一样，家长作风十分严重，他板起面孔，训斥道：“你懂什么！多嘴！我们扎扎实实的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呆在这里能吃亏？”

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昌浩，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那就是说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那好，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

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血战。

时五军奉命驻守山丹，敌马禄的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不仅守住了山丹城，而且也很好的配合了永昌的战斗。打了几天以后，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打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参谋长李屏仁在敌一次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十三师政委谢良也在山丹的阻击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牺牲，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蒋介石被捉住啦！”原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阵地上我红军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得知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至12月下旬，党中央发来电报，告知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同时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自尽。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他感觉死神已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着……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中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二十七、血战高台

　二、血战高台

西路军将士再一次踏上征程。已是寒冬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荒凉的河西走廊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五军这次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自其任五军政委以来，处处为难军长董振堂，他先是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大部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仍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