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盐-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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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拉车，晚上拉起石磨，一圈一圈，没完没了。不过，人一年四季没有闲的时候，牲口在冬天除了拉磨，地里没事可做了，便安心养膘。每位牲口每天定量八两黑豆，看似比人多出了二两，要拿体重平均，牲口是不如人的。这让我既兴奋，又感动，毕竟还不是人不如牲口嘛。我正是怀着这样的一颗仁厚宅心，在抢吃牲口的黑豆时，没有像哈娃那样把牲口料抢吃了，还把牲口侮辱了。一条大石槽上拴着三头牲口，黄昏这会儿，赵五能给每位牲口上料大约四两，也就是说，每口石槽里大约拌有一斤二两黑豆，我知道牲口日子的艰难，每次最多可以掠走二两黑豆，也就是说，每位牲口只需为我分担六两六钱多一点儿，我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位牲口的损失满打满算也就是一大口黑豆。多大的事情，少吃一口，发扬一下大公无私的牲口风格，就瘦了你，死了你？我以肚子饿得不难受为原则。我不像哈娃那样贪，每次，他至少可以将一口石槽中半数以上的黑豆当即喂进自己的嘴里，揣进自己的兜里。好几次，我说，你这个驴日的简直长了一颗驴头，你把牲口料装回家里，让干妈看见了，还不捶死你，要是让别人看见了，要连累干妈遭民兵专政的。哈娃怯怯地望着我，两手死死地捂住装黑豆的那个衣兜，不说话。
后来，我知道了，哈娃装在兜里的黑豆是给他的妈妈我的叶儿干妈留的，那一刻，我内心所受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叶儿干妈用自己的身体给儿子换糖吃，儿子不惜背上贼名偷牲口料给妈妈吃。我暗下决心，这一辈子，无论别人怎样编排叶儿干妈，她都是我永远的干妈，哈娃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沦落为汉奸叛徒，他都是我生生死死的朋友。
奶奶死的那年，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如今奶奶已经死五年了，五年的时间，世界是会发生许多变化的，我的变化也很明显，最耀眼的变化便是，我在呼呼窜个儿，我的嗓音变粗了，我已经是十二岁初二学生了，这是你能看见的，只有我能看见的变化是，我的牛牛根儿那里，长出了茸毛，我开始留神女人，在马车底下再也找不见叶儿干妈和年干部了。但我知道两人还忙里偷闲在做他们的事儿，偶尔在村中某个无人的场合碰见叶儿干妈，她会四周张望一番，满怀爱怜，悄悄把手塞给我，我在那只温柔的小手里，可以接过来几颗洋糖。我幸福了很长时间。可是，这一次，当我接过洋糖，准备剥开一颗往嘴里塞时，看见被剥得一溜光的糖块，忽然想起了一溜光的叶儿干妈和年干部，一种恶心的气味从糖块上喷薄而出，我将已经剥光的那块和还套着糖衣的三块狠狠砸在地上，充满恶意地喊了声：
“日脏！”
我掉头不顾而去，走出很远了，那四块糖始终都在诱惑着我，我忍不住回头看去，叶儿干妈原地站着，秋风吹拂着乱发，洗得快要糟烂的衣襟随风轻轻舞动，那一刻，叶儿干妈完全不像一个在男人眼中依然风韵犹存的女人，活像一只老得快要脱光了毛的麻雀。我内心一阵悸动，我想起了我早死的母亲，想起了五年前死去的奶奶，我想起不久前刚在内心发过的誓言，我太想回去双手抱住叶儿干妈的腿，然后，爬在地上把糖块捡起来，和着泥土吞进肚去。我不是嘴馋，我知道只有这样，才可复原被我撕得粉碎的叶儿干妈的心灵。我没有这样做，我可以因此背上对叶儿干妈一辈子的愧疚，我可以明天就去给叶儿干妈真诚的道歉，可是，现在不可以。我的眼里全是叶儿干妈和年干部那肮脏的触目惊心的光身子。我只是呆愣了一霎，毅然走了。那种决绝，多年以后，每每想起，仍感到心口扎痛。我无法想象叶儿干妈当时心中的那种痛楚。走出几步，我拔腿便跑，一口气跑到了山尖上。我目送夕阳依依落山，迎接月儿高挂天空，夕阳涂抹下的山川壮丽非凡，百年前，马正天为我家筑起的土城，虽被一伙又一伙臂戴红袖章口号连天的人破坏过多少次，但气势仍在，三面紧捱马莲河，一面接在高山腿上，咋看咋都是一处凶险之地；送走太阳，迎来月亮，放眼望去，银白的月光披满黝黑的城头，四周的高山明显要高于城头不知多少倍，但天地间，只剩得一座孤城，威威赫赫，镇守一方。一座城给我的先辈，还有远近的乡邻，带来了无尽的安全，却给我爷爷到我这一代的三代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其实，我爷爷只是用这座城带领家人和乡邻躲过土匪，到我爹手里，解放了，再也没用过，我只是到里面玩过，捉过猫猫藏，仿照电影打过几次仗。我打别人，别人也打过我，使用很小的土块打的，落在身上一点也不疼，双方都没有伤亡，说到底，都是玩的，日本鬼子，黑狗子，国民党兵，轮流当，从来没有把谁给固定了。
我无法认识这个世界，我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堵墙，我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隔了一堵墙，原来，我与奶奶相依为命，可她死了，我又与爷爷相依为命，但，这只是无奈的选择，爷爷自己与世界，与他人格格不入，怎么可能跟我心灵相通呢。我与叶儿干妈在心灵上有贴近之感，起因当然在于她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甜嘴的糖，后来，我一直用她做蓝本复原我没有任何记忆的妈妈的形象，每逢此时，一种遥远的温暖便会弥漫身心内外，可现在这条路也断了，我品尝到了，她的糖，让我嘴上是甜的，心里堵得受不了。我惟一的朋友只剩下哈娃了，大概这条路如今也要断了。
清冷的月光撒在地上，这个世界真安静。遥远的地方，偶或传来一声狗叫，两声狗叫，有时还可以绵延十几声，声音很远，远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有秋虫的叫声，离我很近，我很想听清楚，到底是什么虫儿在叫，可它们只叫一声，声音极其微弱，我必须得多听几声，才可判断出它们究竟是哪种虫子，可它们只叫一声。到我对那一声记忆已经模糊时，又叫一声，这样，今夜虫子的叫声对于我，都是初次听到。难道，它们也要在我们之间打一堵墙吗，别这样嘛，我还是挺留恋挺热爱这个世界的。我希望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流，希望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成为朋友，你看，我不是与死敌杏娃都和好了吗，虽然不能说是朋友，见了面，总不再你死我活了吧。可能你会说，那是因为你贪吃人家的猪下水，他希望你能在学习上帮助他，你们只不过是互相利用，酒肉朋友是天下最可耻的人际关系，表面看来确实是这样，你这样诟病我，我无话可说，我也不想再说，多言无益，可是，有一点，请你不要视而不见，自从我成为初中生后，我的思想觉悟，我的行为方式，与你们已经拉开了明显的档次。读书和不读书，书读得好坏，就是不一样。你不要以为，我家的人个个都能读书，我故意说这种噎死人的话。不是的，你没看见，现在的读书人都在遭什么罪吗，我这话其实纯粹不合时宜，我只是实话实说。
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脚步声。我使劲甩甩头，两只耳朵扇子像两只振翅欲飞而没有飞起来的鸟儿。这是一种调节听力的方法，耳朵使用的久了，容易出现幻听。你想想，这么晚了，荒天野地的，谁还会像我这样莫名其妙。可是，脚步声是真实的，我回头看去，一个黑糊糊的人影朝我奔来。这么远，光线又这样暧昧，再好的视力也是不可能认清来人的面目的。可我认清了，他是哈娃。
我的激动无以言表，忍不住眼泪唰地满脸都灌溉了。哈娃，哈娃，我的哈娃！我的心像是一只砸在硬地上的皮球，蹦蹦跳跳，要不是我沉着，几次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掉在尘埃纷扰的地上。万一那样，可就糟了，我的脸脏了可以洗，心如果脏了，怎么办嘛。我拔腿去迎接哈娃，近了，近了，就是哈娃，我的哈娃，我永远的，生生死死的朋友。我们像电影中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他张开双臂，我张开双臂，在即将拥抱在一起时，我的下颏遭到了重重一击，我像一袋入库的粮食，粮库到了，被人从肩膀上摔到地上。我忍住剧痛，四顾无人，居然是哈娃这狗日的干的！但我不相信，他的拳头哪来这么大的劲道？我说，哈娃，是你打我吗？他说，就是的。我说，哈娃，你狗日的。他说，你说对了，谢谢你抬举，人都说我是嫖客踏下来的野种，你说我是狗日的，狗比嫖客高尚多了。我已经学过一年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了，哈娃这狗日的初一生居然也哲学了，难怪拳头上力道这么足。我说，哈娃，我日你妈，你打我？我看见他身形一闪，我的屁股上挨了重重一脚，那一脚刚好踢中了尾巴尖儿，我感到有一股粘稠的温暖的东西立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最后一道关口的开放。我禁不住钻心的疼痛，我一手捂着屁股，挣扎着说：哈娃，我把你妈日了，你打我？哈娃飞脚又要踢，脚在空中，却悬住了，他一把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厉声说，走，日我妈走，我妈谁想日都行，是人不是人都想日我妈，走！我双手护住耳朵，挤出一脸笑容说，哈娃，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是那么一说嘛，还当真了？确实只是这么一说，那时候，我已经知道鲁迅先生的国骂理论了，在日常言谈中，这句话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哈娃当然没有我这么高深，但他是懂得的。他松开我的耳朵，哇地一声，就势蹲在地上，掩面大哭。
我吓坏了，我把疼痛都忘了，我顽强地站起身，走到哈娃跟前，用手摸着他的头说，哈娃，你没良心，是你打我，屎都快让你踢出来了，耳朵都让你快揪下来了，我都没哭，你还哭，你妈还是我的干妈哩。哈娃一手捂脸，一手从兜中掏出几颗洋糖来，狠狠地砸在地上，说：
“日脏！”
我似乎明白了，但，更糊涂了。难道是我得罪了叶儿干妈，她回去给哈娃说了，哈娃找我算账的？我自知理亏，却不知亏在哪里。我一时默默无语。哈娃说：
“你咋不说话了？”
“哦，哦。”我说。
“我要杀了年干部那狗日的！”哈娃说。
“杀！我帮你。”我说。
我说的是真话，我早想杀那狗日的了。哈娃的一句话让我心明眼亮，稍一走神，我便想起，第一次在马车底下见到年干部不穿衣服将同样不穿衣服的叶儿干妈压在身下时，我便有了把刀子捅进年干部屁股的念头。那时候，我太傻了，我不知道人的什么部位致命，我看见年干部的屁股恶心，便想着刀子从这里插进去，他一手捂着流血的屁股，呲牙咧嘴，嗷嗷乱叫，那简直太好玩了。可是，我终于没有，甜嘴的糖覆盖了我心中并不明确的仇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还讨厌年干部，但我觉得只要叶儿干妈愿意，只要哈娃有糖吃，关我什么事。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的一切选择，我爱叶儿干妈，哈娃是我最贴心的玩伴，我不能因为我恶心年干部，而干涉他们的自由。
“各做各的。”我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经常这样说。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招数。”我不断地用这种话安慰自己。
“鸡不撒尿，各有去路。”每看见哈娃口中含着洋糖，我便这样为自己解脱。
今天，哈娃说要杀了年干部，从十岁到十二岁，深埋于心底这么多年的仇恨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我霍地站起，起的猛了，下巴颏和屁股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同时一痛，我差点跌倒在地，我像电影中那些已经中弹的英雄一样，顽强地站起来，哈娃见状，一个健步过来伸手要扶我。我一把拨开他的手，凛然道：
“我一定要杀了这狗日的！你说，什么时候行动？”
哈娃满脸横溢着泪水，伸开双臂抱住我，哽咽着说：
“蛋蛋，你真是我的好战友。可是，我居然把拳头对准了我的战友！”
哈娃抡圆了巴掌要朝自己脸上扇去，我一掌隔住他的带着凌厉风声的巴掌，喝道：
“有完没完！来劲了你？”
哈娃说：“我实在没脸活了，我妈今天又给我糖吃。你是知道那糖的来路的，我把几颗扔在猪圈了，我嫌日脏。我一定要做一件事给人看看，要不，我只有把脸装裤裆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我说什么好呢。
两人坐在山头，月光如银，山川一派暧昧，远处的狗偶或叫一声，两声，十几声，听得出并不是因为什么重大事件而叫，也许是饿了，也许是刚睡醒，困乏无力的，懵懵懂懂的，完全与自己有关的，纯粹是为了制造一点响声。交过夜的秋虫好像到有了些精神，叫声连贯了，昂扬了，不过，还是稀稀拉拉，有一搭，没一搭，造不出什么阵势。那一晚，我想出了大约二十个除掉年干部的计策，哈娃也想出了大约十几个，但都被一一否决了。我们都是初中生了，不再是捡一斤撂半斤的毛头孩子了，做任何事得有章法，得显出是读过书的人。
鸡叫三遍时，我们在战略战术上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共同认为杀人是犯法的，杀人偿命，自古宜然，虽然，我们杀的是坏人，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坏人执行死刑的权利，我们既要除掉坏人，还要不露形迹，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年干部每周六，也就是我们周六回家取干粮时，他要回家过周末。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遇着的。他是驻村干部，别的干部都是在一个村子驻半年一年，又跳到别的村子驻半年一年，又跳换。他不，他认准了员外村，他说这个村子不通公路不通电，出门不是翻山越岭，就是涉水过河，连自行车都没法骑，离县城二十里，离最近的镇子十五里，又是全县数得着的穷村，他决心扎根员外村，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工同酬，苦干加巧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落后面貌不改变，他决不换地方。他的豪言壮语感动了全县所有干部，所有的干部都坚决支持他的革命行动，这样，别的干部就不会被轮换到这个鬼也不愿光顾的穷地方。谁又能知道，他乐意留在员外村的心思。他曾给他的一个铁哥们卖弄说，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吗，员外村的女人真便宜，给她们的娃娃吃几颗水果糖，就可以日她半个月一个月几个月，只要你想日，一直日下去，日到全人类得解放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