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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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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6年间的事,有一天下午,老先生有位贴身副官觉得非常疲累,就告诉侍卫官,说他想去仓库稍微睡一下,如果有什么事,请侍卫官叫醒他,结果,那位侍卫官忘了叫醒他,老先生下午想要洗澡,就在楼上打铃叫人,结果怎么叫也没人回应,他气得不得了,想起这个贴身副官平日就小过不断,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副官调回“总统府”,当一般行政人员任用。可是,“总统”官邸不能一日无人,而且少了一个贴身副官,轮值就十分吃力,内务科的科长陈杏奎,就找了一个浙江籍的便衣卫士去递补空缺,然而,这位新副官并不得“总统”的欢心,老先生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有一日,蒋介石午后外出兜风,在车上他突然心血来潮,问起他的座车侍卫官季峻宫:“在总统府服内勤的那个小的叫什么名字?”季峻宫不知道“总统”为什么会问起我,但却毫不迟疑地答复:“他叫翁元。”蒋先生点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
等新副官来了几天后,记得是1966年的7月7日,蒋介石要内务科长陈杏奎,打电话给“总统府”庶务科长蒋孝杰,命令我立刻于当天上午,到阳明山官邸报到(每年蒋介石都在阳明山官邸避暑),而且连车子都已经派好,上午就会来接人。刚接到蒋孝杰口头下达的调职令,自己真是有些莫名其妙,还不太相信,可是,我又岂有不去的权利,就这样,开始了我20年真正在蒋介石父子身边,担任有如古代帝王身边内侍角色的贴身副官生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7日是个星期三,照例那天开国民党中常会。上午10时左右,我被送往阳明山官邸,我向官邸内务科长陈杏奎报到。陈杏奎说,老先生回来后带我去晋见他,中午待老先生回到官邸,我就跟着他,一起走进官邸的书房。那时,老先生正在书房坐着休息,陈杏奎过去报告:“先生,翁元来了!”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很随和地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我们就立刻退了出来,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官邸内务科的成员,正式加入“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
赶鸭子上架
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我一个这样被“总统”直接“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除非我真的拿出一些本事和能耐出来。
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两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有关人士根本不闻不问,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主动问他们资深的副官,那件事情该如何做法,可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就是这样做嘛!”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要怎么“这样做”。
然而,我原本那种不服输的个性解救了自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着:既然“总统”这样欣赏我,这样肯定我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且是他主动提起我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虽然我在副官这个圈子现在还是外行,可是,这不外是做侍役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奥妙的地方,又何必那样神秘兮兮的呢?
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
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总统”要出游度假,轮到我要服侍他了!
大概是那年的7月13日或是14日的样子,反正是我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老先生要去花莲度假,他带着我们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花莲文山招待所。第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我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临时罹患感冒,他还跑到“总统”医官熊丸、陈耀翰那里求诊,医官听他说自己伤风了,怕他就在老先生身边,把感冒传染给老先生,这个责任可担待不起,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老先生,让他好好休息,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钱如标一生病,我们的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老先生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所以,尚在“见习”阶段的我,到任不满一个星期,上面就交代我,去接替工作空缺。于是,我慢慢开始融入老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帮蒋介石洗澡必须服装整齐
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在我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我开始服膺这句话的道理,我也经常在想,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我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接着所有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细节,我都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了为他洗澡在内。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我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帮蒋介石洗澡,学问很大,老先生毕竟是在日本当过兵的军人,对于下属的衣着,即使是我们帮他洗澡,他还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所以,在帮他洗澡时,允许我们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没有什么劳动的机会,身体没流什么汗水,不会油腻,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老先生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来,为他做修剪服务。
说起这个吴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当时,士林官邸内务科知道这家澡堂的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就曾经几次专程把年轻的小吴,专车送到官邸,为“总统”修剪指甲,一段时间总要来官邸一趟。后来,安全部门有了考虑,因为每次小吴来为老先生剪脚指甲,总是会接触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时这位吴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是年轻人口风不紧的话,到处去乱讲官邸的所见所闻,岂不影响官邸和“总统”的安全?
基于这样的因素,便为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要他辞去“安乐池”的服务员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只要“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过来,为“总统”做服务。
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
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小说下载网 。。'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为老先生理发的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钱副官接替。老先生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让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来那位专门理发的老师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钱副官,和后来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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