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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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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养,等将来病好了再说。 
  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秽气也带进自己家门。 
  所以,原则上,他是不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去丧家或是殡仪馆露个脸,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间把手彻彻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别的事情。 
  中国历代的帝王年纪愈大,愈有忌讳,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员,大家都清楚,蒋介石非常讨厌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种颜色,所以官邸内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装饰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缝师傅却犯了他的大忌讳,让蒋介石大发雷霆。记得官邸曾在他的书房装了一台电视,事实上他偶尔看看新闻,平时很少使用,但他办公、卧榻时,荧光屏的反光影响他的视线,就交代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套子或用一块布来覆盖电视荧屏,于是就叫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去准备,不多时裁缝师傅拿来一块黑色的布幔,铺在电视屏幕上,等老先生回来一看,顿时怒火中烧,大声吼道:“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还不跟我拿走!是谁的主意?” 
  愈是到了晚年,老先生愈是迷信,可是有趣的是,官邸内部也有一些无稽的传闻围绕着老先生。然而,这些传闻因为和事实的差距不大,所以一时之间,便在台北的官场传了开来。 
  比如,在政坛就有一个说法,凡是有人身体欠安的时候,只要蒋介石去医院探望的话,这个人八成就会在几天后驾鹤西去。还记得当年退役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在担任驻约旦“大使”时因病返台医治住荣民总医院,有一天突然老先生光临医院看他,陈嘉尚自己也听过有关的传说,可是老先生是未经通知直接驾临,他根本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几天光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将军,终于寿终正寝,离开人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陈将军原本就是年寿已尽,实在是个令人不敢骤下断语的问题。事实上当老先生得知其病重无法医治时,才会驾临探视慰问。 
  蒋介石深信风水,这也是士林官邸半公开的秘密,就以当年修建慈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最早,慈湖当然不是要供作老先生的身后用地,而是他计划用来作为“总统府”的“战时疏散办公署”。60年代,特别是在祖国大陆搞“文革”的那段时期,他曾经一度幻想,是不是可以趁大陆动乱的时刻军事反攻大陆,他和军方人士考虑到台北距离大陆还是太近,中共的喷气式战斗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临空攻袭,台北的“总统府”和官邸在战时事实上并不安全。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局便在台北市郊积极寻觅适当的土地,希望建立一个战时的“中央政府办公署”,于是,“总统府”三局便着手办理。 
  不久,当局得知林本源家族有意捐献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位于桃园大溪,是林家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风水专家口中的所谓“龙穴”(例如风水专家曾子南就认为慈湖是风水宝地)。蒋介石得知林家有意捐地,真是高兴极了,林家从清代就和内地的王公贵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际关系,例如和清末的盛宣怀家族,两家就是姻亲关系,林家和蒋家本来就有往来,加上这次的捐地,两家的关系便更上一层楼。 
  地有了着落,这还不能确定,还要等老先生亲自去看过一次,才能算数。老先生对慈湖的土木工程很是重视,在得到林家这片土地以后,立刻亲自到这块土地的地址,去实地鉴赏一下究竟是不是外人所谓的风水宝地。 
  经过蒋介石的实地察看,对这块地皮十分满意。他觉得以这个地点,应该可以抵抗中共来自空中的任何攻击,而且,这里是林家发迹的风水宝地,如果以这个地方作为政府中枢的办公地点以及蒋家的官邸,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就在他龙心大悦的情况下,当局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这也是慈湖的由来。没有想到老先生在经历阳明山那场车祸以后,身体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慈湖没有成为老先生的行宫官邸,反而成了他身后的遗体暂厝的停灵处,这难道是造化弄人? 
  老先生基本上是很相信风水之说的,他住的地方原则上喜欢朝东或是朝南,取国人喜爱向阳面、阳气较盛的老观念,他住的几个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简单的风水原则建筑的。 
  老先生对风水深信不疑,连带的使得官邸内部有些人对风水也有颇多议论。特别是他在阳明山发生车祸事件,乃至身体日渐衰弱以后,这种把老先生乃至蒋家命运走下坡的种种,都把它说成是蒋家官邸的风水出了差错,这样的说法此起彼落地在官邸内外流传着。 
  其中,最盛行的一种讲法,是关于中兴宾馆的风水传闻。 
  老先生当初流亡到台北时,是住在阳明山的一处原属台湾糖业公司的招待所。因为台湾的气候比大陆湿热,他初来的时候,极不适应台湾的海岛气候,但是,他在阳明山住下来以后,觉得那儿不但清静,而且夏天也比较凉爽,所以便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每年的六月间,没有特殊事故,老先生夫妇就搬到阳明山去避暑,到当年的“双十节”前后下山回士林官邸。 
  然而,毕竟阳明山的后草山那个招待所比较简陋一些,阳明山管理局为了让“总统”住得舒适一点,就另外选择了阳明山一块地方,给他盖新的避暑官邸。1970年,中兴宾馆正式落成,老先生就在那年的夏天住进簇新的中兴宾馆。可是,住不了多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因而,中兴宾馆风水不佳的流言四起。中兴宾馆的地点位于后草山的顶上,大门面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进入宾馆之前,要经过老先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的墓地。起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墓地在宾馆附近,直到住进宾馆的第一天,车队快进入宾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一块修剪成四颗星的草坪,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胡宗南的坟墓。 
  等到蒋宋夫妇在仰德大道发生车祸的第二年,有些官邸内的人员就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老先生会遇到这样的意外事故,必定是因为中兴宾馆的风水不佳所致。因为,往常住在士林和后草山时,从来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谁晓得中兴宾馆还在兴建,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并且连续发生几次意外事故,于是,各种穿凿附会之说便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第五章:蒋介石的二十四小时      
  老一辈的中国人,立身处世莫不有自己的一套座右铭和日常的作息规律。蒋介石自不例外,他严谨的生活规律,我们随从人员点点滴滴看在眼里,他生前的音容和形貌,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们脑海。在名义上我们叫贴身副官,实质上却扮演着佣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时也像古时皇帝内侍做的事,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老先生自是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清晨起床必做七件事       
  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他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 
  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老夫人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老先生起床的时刻,老夫人其实才入睡不到两三个钟头。长年以来,他们虽然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然而,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手,轻声走出房门的那一刻,警觉的侍卫人员已经按下一声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该到先生的身边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况下,按一声电铃代表是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如果是按两声电铃,那是夫人传唤随从人员的讯号。 
  假如,蒋介石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据说,这已经是十分“礼貌”性的一种叫法。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喊“卫兵”召来随从的。其实,这也无所谓礼貌不礼貌的,即使是侍卫长在他以往的意识里,也不过是“卫兵头”而已,叫我们“喂”,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为了配合老先生的作息以及任务的需要,我们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副班、空班等三个班次。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5点以前就起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烧开水,烧好开水就倒好两杯,一杯是温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滚烫的,将近100度,以备老先生早上起床饮用。 
  老先生不愧是个军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早晨起床盥洗,都是那样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从他打开洗手间电灯,到他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们都训练到可以算出他这一连串动作,需要多少时间。在他做梳洗动作的时候,照例我们是不发一言,完全在他身后随侍而已,但是,我站在他身后,看他盥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似乎都已熟悉到可以在脑海里反复重演的地步。 
  就以他拧毛巾的方法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方法,他一定是以交叉拧扭的方式,把毛巾的水分扭挤到几乎最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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