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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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春秋鲁国人。弥缝，谓补救、挽救。孔子勤劬一生，为的是挽救世道人心，返之淳正。淳字与上文真字同义，皆指道德风尚。或以为陶渊明诗喜用真字，故陶渊明为一道家。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此诗即用真字，而全幅赞叹儒家。可见儒道二家学说，在陶渊明心中乃是会归一致的。“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凤鸟，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传说以凤鸟到来为“圣人受命”、天下太平之象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知道之不行，遂归鲁，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以教弟子。诗言孔子虽然未能使天下太平，但是整理弘扬《诗》《书》礼乐，却使传统文化焕然一新。以上四句，赞叹孔子平生精神与文化业绩，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洙泗，即洙、泗二水，流经鲁国，洙泗之间，是孔子设教之地。微响犹微言，精微要眇之言，指孔子的学说。《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此二句诗言，孔子师弟子相继去世，世间已不闻微言大义，岁月流逝如水，遂至于暴秦时代。漂流二字下得好，可以玩味。就字面言，是承洙泗二水而来，就意蕴言，则暗寓“滔滔者天下皆是”（《论语·微子》）之意。从孔子所处之春秋至于秦代，中间经历的是战国时代。漂流二字，正指战国。狂之一字，论定秦朝。陶渊明下笔若不经意，实则极有分寸。“《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此言秦代之文化浩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实行李斯之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诗》《书》何罪，文化何罪？竟一旦焚之为灰。此二句诗可谓一针见血，揭穿秦始皇专制主义反文化之本质。在陶渊明之心目中，以《诗》《书》为代表的学术文化，实与暴政格格不入。“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二句，写到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区区犹拳拳，忠诚勤恳貌。《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末，儒家学者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诗》《书》典籍，并且参加了推翻暴秦统治的陈涉起义军。汉兴，幸存的儒家学者皆垂垂老矣，又努力传授儒家典籍。譬如济南伏生研治《尚书》，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汉兴，以教于齐鲁间，汉文帝命晁错往受之。时伏生已九十余岁。此二句诗，是对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护惜、传授文化典籍的热情唱叹。“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绝世下，指的是汉世以后的三国、两晋，一笔遂写回东晋现实。六籍即六经，儒家群经。晋人干宝《晋纪总论》云：“学者以老庄为师，而黜六经。”此二句诗慨叹当世学风，无人亲近六经。干宝所记，正可印证。“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问津，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桀溺是春秋时代的隐士。津指渡口。此二句诗，勾画出当世士人终日驰车奔走、竞相争逐名利之丑态，悲慨时无如孔子师弟子那种有志于世道人心者。《晋书·王雅传》载：“以雅为太子太傅，时王恂儿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陶渊明所指斥的，正是当时这种无耻之世风。以上四句，感愤当世之学风、世风，遂回应起笔“举世少复真”。世风浇漓如此，“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曾“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诗盖自用其事。如果再不痛饮，真是白白辜负了头上这葛巾。此是故作醉语。结笔顺此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我亦自恨谬误甚多，不过，世人亦当恕我醉人。上文感愤现实，皆庄语，结笔醉语自解，出之以谐语。这里透露出当时政治社会之黑暗。清李光地《榕村诗选》说得不错：“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谢灵运、鲍明远之徒，稍见才华，无一免者，可以观矣。”

陶渊明此诗对历史文化心诵默念，作全幅体认，其终极关怀则是现实社会。如诗所示，陶渊明观察历史、现实，乃将学术文化与世道人心密切连系。“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的晋代世风，与“六籍无一亲”的学风相连系。“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汉代学风。而汉代之盛，则不言而喻。秦代呢，“《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而秦之短命，亦不言而喻。陶渊明深于传统思想文化，故其观察历史现实，作如是观。对于陶渊明此诗，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了解陶渊明思想情感，此诗为一重要作品，则无庸置疑。陶渊明关心社会现实之情怀，亦应当肯定。

此诗可以说是以议论为诗。唯诗人陶渊明情感深挚，感愤深沉，故虽议论，而不失诗之体性。诗中赞仰唱叹，低徊流连之致，发抒悲慨，而又亦庄亦谐，亦足可回翔玩味。中国诗歌重比兴，但亦兼重赋笔，甚至议论。此中国诗歌之所以成就其大，读陶渊明诗，以至杜甫诗、宋人诗，当知乎此。

作者：邓小军

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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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大约是陶渊明五十岁左右时作。责子，就是对儿子的责备、批评。

诗先说自己老了：“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被”，覆盖。说：白发已布满了两鬓了，肌肤松弛也不再丰满了。这两句写老相写得好，特别是后一句少见有人道出。后面是写儿子不中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总写一笔五个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下面分写：“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而懒惰无比。“故”，本来，一向。按，“匹”字的字形近于“二”、“八”之合，这里用了析字的修辞法。“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文术”，指文章技艺。按，用“志学”指代年龄，是出自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这里语意双关，到了“志学”的年龄而不志于学。“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雍、端是两个孩子的名字，他们都十三岁（可能为孪生兄弟或异母所出）了，但不识数，六与七都数不过来。按，六加七等于十三，这里用了数字的离合。“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通子是老五，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它。“垂”与前“行”义同，都是将近的意思。按，这里用了“孔融让梨”的典故。《后汉书·孔融传》注引孔融家传，谓孔融四岁时就知让梨。而阿通九岁了却是如此，可见蠢笨。作者将儿子一一数落了一番后，感到很失望，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杯中物”，指酒。这两句意思是：假若天意真给了他这些不肖子，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

这首诗写得很有趣。关于它的用意，后代的两个大诗人有很不相同的理解。一个是杜甫。他在《遣兴》中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是说，陶渊明虽是避世隐居，但也并未进入忘怀得失的境界，他对儿子品学的好坏，还是那么关心的。一个是黄庭坚。他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说：“观陶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同恺悌，和乐安闲的意思）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陶渊明诸子皆不肖，而陶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杜甫的意见是认为《责子》此诗是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而黄庭坚予以否认，细味此诗并联系其它作品，似乎杜甫的意见还不能完全否定。诗题为《责子》，诗中确实有对诸子责备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诗及《与子俨等疏》，对诸子为学、为人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陶渊明虽弃绝仕途，但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脱离文明、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还有种种常人之情，对子女成器与否的挂虑，就是常情之一。杜甫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此诗的。但是，杜甫的理解又未免太认真、太着实了些。批评是有的，但诗的语句是诙谐的，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在教训，而是出以戏谑之笔，又显出一种慈祥、爱怜的神情。可以说，儿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在叙说中又采用了一些有趣的修辞手法，读者读着时忍俊不禁，可以想见作者下笔时的那种又好气、又好笑的心情。不妨说，这是带着笑意的批评，是老人的舐犊情深。这样看来，黄庭坚的体会又是颇为精妙的。

用诗来描写儿女情态，首见左思《娇女诗》，唐代不少诗人都写有这方面作品，陶渊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对诗歌题材的扩大及日常化是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的。

作者：汤华泉

有会而作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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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是智者之诗。他以充满睿智的内省态度观照日常的生活，在极为有限的生存条件下，不倦地探寻着保持精神自由的途径。洞察人生的底蕴，不是被鄙陋平庸的现实所压倒、所吞噬，而是以遗世独立的精神超越它、战胜它，对忧患泰然处之，从而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陶诗主要魅力的所在，也是我们读其诗所不可不知的。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以衣袖遮面）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渭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本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作者：钟元凯

拟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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