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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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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我国会呈现人口继续增长、耕地逐步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趋势。人均消费食品的数量可能减少，但质量要求大大提高，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转化和加工。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当前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保护农产品知名品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继续实施种子工程。大力发展畜牧业、积极发展水产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园艺、畜牧、水产等优势农产品出口，加强农产品对外贸易磋商，提高我国农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战略，为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央始终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更趋合理，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四节 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农村科技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农业科技工作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上合理部署，顺利实施了许多重大农业科技发展计划，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强劲的动力。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科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首先着手建设农业科研机构。当时，我国的农业科研机构还很少，农业科研机构建设主要是对旧中国遗留的部分研究机构进行整顿、合并与重组。50年代初，在原有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等7个大区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同时还建立了基本上涵盖农业科研各个学科和方向的专业性研究、实验机构。
在建立农业科研机构的同时，国家十分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1954年，农业部颁布《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对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性质、任务等作了具体规定。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164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有技术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平均每站5—7人，每百万公顷粮田农技人员691。05名。
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发展四十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指导工作机构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有了明确的规定。
1957年3月1日，在原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之后，其他6个大区研究所和部分专业研究所划归农科院领导。随着农科院的建立，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部分省、市、自治区还建立了省、地两级的农业科研机构。这样，一个以中国农科院为中心，各省、市、自治区农科院、地区农科所、农业高等院校，以及其他有关科研机构中的农业研究力量组成的科研体系，在我国初步建立。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的农业科研工作者选育培育出了一系列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等作物优良品种，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使作物品种更新了3—5次，对农业增产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次品种更新是在50年代，当时主要是对农家优良品种的评选和推广。第二次品种更新是在60年代，主要是进行常规育种。第三次品种更新是在70年代。水稻方面，主要是利用杂交优势，培育出了系列杂交组合，如培育出的“南优2号”、“汕优2号”等水稻杂交组合，比常规品种增产20％左右，增产作用显着。同时，还利用农业科技改进了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提高单产，降低成本，使增产潜力得到发挥。多种多样的多熟制是我国耕作制度的重要特点，黄淮海地区主要增加一年两熟的比重，南方发展双季稻与双季稻三熟制，主要是绿肥—稻—稻，小麦—稻—稻，油菜—稻—稻。
除了培育优良品种，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民对农业增产技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50年代初，主要是总结劳模作物丰产经验，并系统整理，提出“选用良种”、“合理密植”、“增施肥料”、“培育壮秧”、“合理灌溉”、“防治病虫害”等增产技术。1958年，毛泽东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提出以深耕为中心的改良土壤的建议以及农业增产的八字措施，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概括了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八字宪法”。具体内容即“土”：深耕，改良土壤；“肥”：合理施肥；“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作物保护，防止病虫害；“管”：搞好田间管理；“工”：实行农具改革。60年代至70年代初，在总结丰产经验的基础上，还通过研究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来获取高产的技术措施。
1958—1965年期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经历了急剧的扩充、收缩和调整。到196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从成立时的11个专业研究所增加到33个，职工人数达6300多人，科研人员3200多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农业科研机构几乎完全瘫痪，科研工作遭到严重摧残。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下放的研究所陆续收回。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
（一）农业科研机构恢复、调整、发展阶段（1978…1984年）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我国科技事业的春天，农业科技进入了快速恢复发展的时期。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科学论断，使农业科研的建制陆续得到恢复，并又有新的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强调了专业研究机构在科技中的骨干作用。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组织技术力量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此后，我国农村科学技术开始向机构逐步恢复、体制和机制逐步完善、队伍不断充实、结构逐步优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农科院和林科院的建制恢复，各省、市、自治区的农科院建制也相继恢复。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三级农村科技体系逐步建立。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家庭承包经营的普遍实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科技提出了巨大需求，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工作积极适应新形势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设立专项建立健全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使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得到了加强。全国各地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紧紧围绕提高食物供给这一中心工作，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在1980年到1985年期间，培育出了籼型杂交水稻，比在相同条件下同熟期的常规良种增产20％以上。1985年以后，在以前杂交水稻研究的基础上，又育成了“汕优63”籼型杂交水稻新组合，其品质、丰产性、抗病性、稳定性均超过原有的组合，达到国内最先进水平，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1987年推广面积300多万公顷。同时，还取得了育成棉花“鲁棉1号”等一大批突破性成果。这一系列重要的农业科研成果及其推广应用，促进了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长期以来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二）农业科技稳步发展与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9年）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该阶段的显着特点：一是农业科技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面向农业经济生产的主战场；二是农业科研机构迅速发展和壮大，科技人员数量增加，专业机构明显加强，为国民经济服务、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三是农业科技经费的组成和结构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农业产学研联合体大量涌现，科技人员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开始由终身制逐步向聘任制方向发展。
为了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增强科技体制的活力，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强调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启动，农业科研机构也随之进入体制改革阶段。我国的农业科研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86年9月，农牧渔业部向全国农业系统印发《关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试行）》，推动了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的改革，改革重点是改革拨款制度，调整科研方向，支持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发展科技实体，多渠道创收，改革科研单位人事分配制度，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支持下，以“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为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即“863”计划）于1986年开始启动实施，其中现代农业技术是重要内容，标志着农业高技术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
从1992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到1996年1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农业科技进入了体制深化调整和改革探索阶段。1992年8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分流人才、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引导科技人员进入科技主战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各研究机构在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基础上，积极面向市场，加大开发力度，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为了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保障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1993年7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同年8月，国务院通过《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强调要大力推广适用的农业技术。要实行良种良法配套，选择一批效果显着的适用技术，重点组织推广。到2000年，要使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1997年，为动员全国科技界的科技人员到农村去推广科学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组织实施了以“动员一批科技骨干到农村去推广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科技、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为目的的“星火计划”。这些计划的启动实施，不仅完善了国家农业科技计划体系，大大增强了农业科技的投入，同时也为农村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随着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不断完善、科技人员队伍逐步壮大、学科结构不断优化，以及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不断完善，对农业科技投入逐步增加，也推动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85年时的35％提高到1999年时的45％以上。1949—1998年间，我国农业科学家共培育出40多种农作物，近5000多个高产、优质、抗性强的新品种、新组合，使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新4—5次，每更新一次，一般增产10％—30％。仅杂交水稻就累计增产3500多亿公斤。科技在畜牧业中的贡献率已经接近50％，肉类生产已经由1949年的220万吨，提高到1999年的5949万吨，增长了26倍。
农业科技不断发展，既为我国农产品的供给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农业科技全面推进阶段
进入1999年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发生了深刻而显着的变化，已初步由短缺农业变为丰裕农业，由计划农业变为市场农业，由单一农业变为复合农业。主要农作物总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农业进入了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新阶段。然而，总的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科技含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都还比较低。因此，实现我国农业跨世纪发展，必须结合结构调整，进一步改革创新，加快农业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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