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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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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中国》还揭露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当成遮羞布，来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自由中国》认为：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状态所误，官方的许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蹉跎岁月，一误再误，八年于兹。浪费民族时光精力，不可计量。
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拚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开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惆怅、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着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自由中国》的上述言论，使蒋介石的颜面大失光彩。而该刊又在蒋介石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台湾当局更力震怒。
如果雷震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台湾当局可能在投鼠忌器之下，不会贸然对雷震等下手。但雷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竟在书生式的坐而论政之余，联合国民党的反对派，准备成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正面向国民党挑战。
组织反对党1960年4月间，台湾第三届各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落幕之后，全省落选的党外候选人，聚集在台北“自由之家”，他们议论纷纷，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等。场面火热，责骂声不断。
这时，坐在上座当主席的雷震，突然站起，大声讲话：“大家对国民党的选举作弊，举证历历，真令人寄慨无已。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办选举单位，包括法院在内，都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互相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即使告到法院也会视若无睹，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我们候选人没有组织力量来抗争之故，所以今天我提议，大家组成一个政党，以后选举，以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以作弊方法来赢取选举，我们自可以组织力量彻底揭发斗争，这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做法。才能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保障。现在请大家附议，是否应该组织新党？”结果，全体无异议热烈鼓掌通过。
当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有人举手发言：“今天我们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组织新政党，应以‘台湾民主党’的名称较妥。”雷震制止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全中国同胞的政治受惠，故不应该只冠台湾的名称。”
接着，雷震宣布：“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苦，提议，以《公论报》负责人李万吉先生，及曾做过台北市长，而这次在台北市为竞选省议员的党外候选人助选的高玉树先生和本人皆以发言人名义代表本党，进行组党工作，李万居先生是留法的本省前辈，德高望重，高先生对外尤其对国际人士有良好公共关系，同时负责财务的筹措。”
开会后雷震私下对高玉树说，胡适先生最近曾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过自己多年的意愿，“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胡适曾在大陆解放前，建议蒋介石是否把国民党分为左右两个党，以英国或美国模式实施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未得蒋介石采纳）雷震并以肯定语气说，“陈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不反对或排斥新党出现，但先有一个基本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雷震很乐观地告诉高玉树和李万居，我们不必顾虑，他们是绝对以反攻大陆为最高目标的。不久之后，胡适亲自在阳明山高玉树寓所主持一次新党的筹备会，参加人员包括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秋远、杨金虎、许世贤、余登发等。当天，胡适非常慎重，以恳切语气说，“今后组党是艰巨万分。历史上政治理想的实践，都带艰苦耐劳，无可避象，各位必须有信心苦干到底，才能贯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创举。”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并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务让台湾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干”的“强硬建议”以后，雷震等更加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及国民党的要害。由“二二八”事件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国民党当局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蒋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蒋氏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
纵使蒋介石不下命令，蒋经国亦必去之为快。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肇始于50年代时期。据雷震自己说：“我于民国39年（1950年）10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迄民国40年（1951年）元月28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放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他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饼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自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3月29日上午9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声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认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大陆之败，蒋介石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国民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中共同路人”。
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提到：“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子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
《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写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台湾当局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但不愿意表里一致，因此，当雷震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氏父子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被捕1960年9月4日，雷震家中闯进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平常寸步不离跟踪雷震的特务。一个手持盒子炮只穿香港衫的胖子要雷跟他们走。当雷桔责他们是干什么时，这个人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留票给雷看。拘留票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黄杰签署的，右边有“叛乱嫌疑”四个字，这个人收回拘留票后，便不分皂白地将雷推上车带到青岛东路看守所。雷震后来有如下回忆：“我被叫了下来。检查时要我把皮夹子掏出来，那时我正患所谓‘风湿病’，左手不易抬举，而皮夹子正在西装裤子左边后面的袋子里，我左手弯过去很困难，动手慢了一点，而在帮忙的狱卒，竟将我左手用力拉过去，痛得我心里发抖，而眼泪直流。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他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3000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讵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第十条采取行动。
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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