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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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

可见台湾当局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作业。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不达目的誓不休。下狱国民党对雷震等人的逮捕行动，虽是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为罪名，但海内外人士都很清楚，雷震等人被捕跟《自由中国》的言论与筹组新党有关。这是一项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胡适曾表示为了此案，而在海外抬不起头来，而一向亲国民党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也忍不住指责蒋介石：“我虽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的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来说话。这是报人的责任，我不能不负起我的责任，否则我就失职了。蒋总统用军法来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一事，就是打击言论自由，无视新闻自由，实在大不应该了，把自己号称为自由的中国毁掉了。”

在雷震被捕之后，《时代周刊》曾一连登过三篇文章，并刊出雷震照片，其中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制造烈士》，讽刺国民党当局。

美国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

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9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台湾的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27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10月8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雷震下狱，海外舆论再次大哗。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星岛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像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香港《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的一篇社论：“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像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1960年10月8日，“雷案”初审结束后，台湾“监察院司法委员会”

成立了以委员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贯、陈庆华5人组成的“监察院雷震调查小组”，以免外界谓当局有“干涉司法审判”之嫌。但该调查小组向主管单位提出“面晤4位被告，即雷震、刘子英、马之骕和傅正作当面查询之要求”时，却遭到拒绝，原因是“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做主”。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

狱中生活从1960年9月4日起，到1970年9月4日止，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牢，一天也不少。

10年的狱中生活，无疑是雷震83年生命中最暗淡的岁月。通常他以写日记、打苍蝇、抓臭虫等活动消磨时光。不过这10年的日记，也如同日记的主人一样，十分不幸。1970年7月23日，雷震应该恢复自由前，台湾“国防部”军人监狱的监狱官，居然滥用权力，连同雷在狱中三易其稿才撰成的回忆录，一并抢夺上交。结果，日记的主人虽然走出了监狱，日记却继续坐牢。直到1988年4月由傅正和雷震夫人宋英发动平反“雷震案”以后，经一再追索下，才答应归还了日记。军监居然公然宣称，回忆录已烧毁。而这10年的日记，又拖到1989年1月27日才勉强发下。但军监又另耍手法，只发下1961到1970年的10本日记，而将入狱初的日记扣留。

雷震的狱中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狱中生活。下面摘录其中数则：1961年2月26日星期日今天天晴太阳不好，晨6时35分起床作散步与运动。

近日来写得太累，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勉强写，仍写了2500字，今日头昏得利害，惟耳鸣较好。。。今天开始打苍蝇消磨时间，4时开始打了42个，华先生在隔壁则打了900个。

1961年3月15日星期三今天天气较好，但是太阳不佳，晨起（6时20分）作散步与运动。时时出外打苍蝇，以代替活动。晚间散步3次，共50个来回，又走了几身汗，惟晚间仍是睡得不好，但是咳嗽少了一些。

牢后面山上，前几日葬了一个大人，昨日又葬了一个小孩。我来时不久生病，曾告诉董监狱官，我说死在牢里时，希望葬在对过山上，以纪念我在此受苦难，照现在看起来，不等我死，而对面山上已葬满了。钟山说前几年一座坟也没有，自从立法委员（即马晓年？）葬起，现在已有56座了。

今日写了1500字。

1961年10月6日星期五晨起钟山发现床上被上有两个吃饱了的大臭虫。难怪这两晚睡不好。这个臭虫大概是前天晒了牛皮垫子的时候由隔壁爬过来。张班长那一天晒被子，他们房间多得很。

1961年10月9日星期一晨起微雨，不久即晴，今晨又捉了5个臭虫，钢丝垫抬到外面去晒，床架子和铜丝架子均用开水烫过。

今日写了5200字。

1968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要求赦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蒋介石不理。到了雷震刑满10年出狱前一个月，军人监狱的狱吏和高级特务钟文蓁要雷在出狱前立下“誓书”，才能干刑期终了时间开释，否则不得出狱。雷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于是军监又通知雷的妻子，动员她劝雷。然而雷在妻女落泪下跪恳求下，仍无动于衷。

雷妻不得已，请来了雷的好友谷正纲来监劝说。谷要雷看在妻子这10年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份上，接受当局的条件。雷开始仍无动于衷，但在谷的一再劝导下，有些不耐烦，于是问谷：“究竟要我写个什么东西？”谷正纲即从袋中掏出一个纸条子，说是“台湾警备总部”主管人交给他的誓书底稿，要雷震照样写一份交给“警备总部。”内云：“我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和不利于国家人士来往”，雷说：“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对于国家不利之言论和行动。这一点我兄可以证明的。惟第二点太含混了，谁是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我实在不知道”。后经谷正纲的反复劝说，加上雷的妻女在一旁眼泪汪汪，又见这个誓书的内容是国家，雷便照写了。

过了两三天，“台湾警备总部”负责人又送来一份誓书的底稿，却把原稿中的“国家”改成“政府”二字。雷说：“国家和政府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常识，凡有现代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然而雷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含泪写下了誓书，成全了常以民主法制自我标榜的台湾当局的“司法”笑话。株连家人“雷震案”发生后，雷的亲朋也大受牵连，而深受其害的是他的子女们。他们受到教师百般刁难、求职到处碰壁、出入境受到走私嫌犯般难堪的搜身。1960年雷震服刑以前，他尚在求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