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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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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固定资产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强调在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
经过几个月全国金融和财税的全面整顿，加上对开发区、房地产、在建项目的清理和整顿，到1993年年底，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并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1994年年初，中央又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宏观调控体制，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滋生。
这次治理通货膨胀与80年代相比，不同之处是真正实行了经济软着陆。
在1993年经济过热明显、国家采取上述治乱措施时，强调关闭邪门打开正门，在继续保护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下，适当降低温度。如在控制信贷规模中，将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卢品有销路效益好的国有工业企业、以及外贸出口的需要，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则集中用于农业、交通、通信、能源、原材料、水利等，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按时竣工投产，促进经济健康增长。
同时，每年初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考虑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并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对经济运行态势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恰当把握宏观调控力度。如面对1994年的高物价涨幅，在确定1995年调控目标时，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清醒地分析了不利因素，最后确定物价涨幅为15％，结果实际完成l48％；当1995年下半年价格涨幅逐月回落，资金紧的呼声很高时，国务院清醒地分析了物价和资金形势，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变；当1996年物价涨幅回落到个位数时，则在货币政策继续从紧的前提下，适时调整了调控力度，既使过高的物价涨幅有明显下降，由1994年的217％降为1996年的65％又使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此，1993－1996年平均年增长116％，而且波动的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
（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抑制需求过旺，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总量平衡，调节市场物偷
经过多年改革，经济资源多数由市场配置的90年代，抑制通货膨胀必须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同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具体办法主要是收紧银根，抑制过旺需求，为通货膨胀釜底抽薪，同时努力增加供给和辅以市场调节，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
1993年下半年，主要是抑制过旺的需求，采取的措施侧重治乱，因为金融等秩序的混乱，是形成开发区热？房地产热0炒股票热和大量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当治乱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就从资金源头控制了这方面资金的投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与此同时，相继出台的提高利率，开办保值储蓄，发行国库券，消除了居民对物价的不良预期，促进了货币回笼。为了抑制黑市外汇的涨幅，利用外汇储备的优势，有计划地进行了抛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截至1993年底，房地产价格下降外汇价格下降到1：85，股票价格也趋回落。但商品市场价格继续攀高。
1993年底至1994年上半年商品价格继续上升，与银根紧缩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有关，但更重要的，一是9月重又扩大了资金投放，二是农业短腿问题因受灾而激化，年底粮价大幅上涨。因此从1994年起，在加大改革力度，通过财税、金融、外汇、投资体制政革，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改善经济运行机制，自觉抑制过高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同时，国家连续三年坚持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增加农业的投入，大力解决农业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农副产品流通体制不畅，是农产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改革才能解决。为了在近期内迅速缓解部分农产品短缺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各地对农业的重视和支援；国家连续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国家还利用逐步建立的中央和省市两级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风险基金、城市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采用适时吞吐物资，调节市场供求，抑制这些物资价格频繁波动和过度上涨，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1993年，粮食市场出现了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的做法，于是有的公司和私商跑到农村抢购粮食，粮价迅速上涨。为此，国家一方面强调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抛售专储粮，1994年抛售了200亿斤，1995年又抛售200亿斤，粮价因此得到控制，1996年粮食大丰收，减少的专储粮全部补了回来。
通过以上措施，理顺了经济关系，释放了通货膨胀压力，促进了物价涨幅逐步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30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回落；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12个百分点，达到正常水平，流通中的现金实际投放597亿元，比计划少投807亿元，加上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零售物价涨幅逐月降低，1996年全年只有65％。已低于调控目标。
这里还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这次通货膨胀，也暴露出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抬头，经济犯罪增多，腐败和丑恶现象滋生蔓延等问题。对此党中央十分重视。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1993年首先紧紧抓住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狠刹不正之风三个方面，集中开展反腐败斗争，严惩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以后，连续几年坚持不懈，一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继续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力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氛围。一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三、整顿治理金融市场
我国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发展最早，1986年，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同业拆借市场和进行票据签发、承兑、贴现和再贴现的票据市场先后建立，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也于1988年后逐步形成。证券市场作为直接融资手段，国债发行较早，流通和交易则是1988年以后的事；企业债券1987年开始允许发行；而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3曰深圳交易所正式成立，则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开始正式运行。
1992－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使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猛，金融机构普遍设立拆借业务，1993年市场成交量高达4000多亿元，促进了资金横向流通。银行普遍开展了票据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促进了商业信用的票据化；外汇调剂市场满足了外汇供给的需要。随着股份制改造试点在全国推开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发行规模大幅增长。1993年各类有价证券的发行量达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6倍，其中股票292亿元，比1991年增长50多倍，上市股份公司由1991年的14家扩大为183家，上海和深圳股市从一个区域性的小规模市场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全国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活跃，其中1993年集中交易额由l991年的亿元扩大到8474亿元，增长了14倍。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和为证券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不断增加，1992年底，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有85家，网点多个，中介机构500多家。此外，为了提高国债的流动性，促进国债的发行，1991年下半年开始了国债回购业务。这是一种在国债现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衍生工具，指国债持有者在卖出一笔国债的同时，与买方签订协议，约定一定期限和价格，买回同一笔国债券的融资行为，是金融机构之间用国库券作赝押的短期融资。
但金融市场的过快发展，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同业拆借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同业拆借中，有关部门违反非金融机构不能参与同业拆借市场活动的规定，介入了拆借市场；拆借期限过长，多数一年以上，最长达2－3年，使拆借市场成为许多金融机构弥补信贷不足的重要渠道；利率过高，达月利15％，甚至2％，严重干扰了金融市场秩序；大量拆借资金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些参与拆借的金融部门，违反清算纪律和收费规定，收取回扣和好处费。在股票交易中，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金融机构参与股票炒作，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此外，企业未经批准，任意集资或发行企业债券，1992年企业债券发行量达682亿元，相当于1991年的28倍，助长了经济过热。商品期货市场中，少数大户联手操纵期货市场，牟取暴利，地下期货公司趁我国交易法规不健全，对客户进行欺诈等。由此可见，规范金融市场，加强监督和管理，不但已成为稳定金融、抑制经济过热的首要任务，也是金融市场本身健康发展的关键。
1994年起，金融市场进入重点治理、规范发展阶段。首先采取紧急措施，整顿金融机构。要求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不得变相捉高存贷款利率，立即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脱钩。同时整顿企业集资和债券发行。其次，建立健全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委员会，统一监管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因为期货交易实质上也是金融行为）。理顺证券、期货交易所管理体制，规范证券、期货交易所行为。整顿证券交易中心，规范证券公司业务活动；期货交易和经纪公司除清理整顿外，暂停审批新的机构，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一律不得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建立和完善证券、期货协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监管作用。第三，严格管理货币市场，明确界定和规范进入货币市场的主体的资格及行为，限制拆借日期，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规定凡银行买卖或参与买卖股票、期货，或给企业和证券经营机构贷款买卖股票、期货，一律严肃处理；借款人私自挪用贷款从事股票、期货等投机活动，不但立即收回贷款，且一年内不再给其贷款。第四，控制证券发行节奏，规范发行市场，禁止发行和交易中的违规行为。严格限定期货贸易范围，规定期货市场主要从事商品期货交易，为了使期货贸易稳步前进，已开办的钢材、食糖、煤炭、粳米、菜籽油期货也暂停交易；严格控制境外期货交易，坚决取缔非法境外期货交易。第五，对未经管理部门批准的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联办交易所经营国债回购业务中的不规范回购交易，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形成金融三角债问题及金融诈骗问题，着重进行了清理和整顿。
通过整顿和加强管理，金融市场逐步走上轨道。由人民银行省市级分行牵头组成的资金融通中心统一了资金拆借市场，国债回购业务经整顿，改在同业拆借网络进行，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银行资产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操作工具；结合外汇汇率并轨，建立了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股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1997年9月，上市股份公司已达708家，上市总胶本1597亿股，市价总值16400多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4％，但过度投机、违章炒作等，对市场正常运行影响仍然比较大。金融市场在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进一步培育资金市场、证券和期货市场，使其规范有序，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四、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除了有效地治理整顿金融市场这个重要举措外，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及其成功，也为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抑制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以前这段时间，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在预算管理、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以及税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仍然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在国家与国有企业方面，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这项改革虽然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了产出，但是承包制本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在增长利润分成中，国家只拿小头，制约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家财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持续下降，1992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26。7％下降为16。6％；困难加剧。此外，承包基数因时间的推移不合理因素增多；企业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威胁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承包合同的执行中实际上包盈不包亏；等等，都削弱了政府财力和调控经济的能力。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行了财政包干和分灶吃饭。地方财政包干制使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多数归地方所得，这不仅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恶化了资源配置，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发育。由于中央财力不足，就无法满足调节地区发展水平、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等宏观调控的需要。由于财政包干，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与地方的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地方政府纷纷发展短平快、价高利大的项目，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重复建设成为很难治愈的顽症，而这些都是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财政运行上，由于体制不合理、不规范，各种擅自减免税，随意退税、包税现象普遍，财权分散，各种集资、摊派屡禁不止，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的分配协调功能。
由此可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已成为当时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迫切要求。
1992年，经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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