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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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而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

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大量资金，经济建设只得到微小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为了使刚刚全面开展的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在二五和三五计划之间设置一个过渡阶段。

1962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会上着重讲了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和克服目前困难两个问题。针对宁左勿右的思想，他针对大跃进以来计划指标的教训风趣而深刻地说i财经小组搞了个1962隼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1958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1960年调高一次，从1800万吨钢调到2000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天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他说：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在全国人民克服严重困难、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时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继续北戴河会议的讨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发生这种转变，同国内外形势变化有关。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同年，我国的一些边境地区局势也很不平静。在中苏边境，4月中旬，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同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按过去的经验，对应这种形势，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国内经济形势，虽然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扭转，但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这些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后，加之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我国间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分歧便逐步发展起来。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联系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调整工作过程中领导层内产生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他把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5月会议对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重这个实事求是的估计称为黑暗风。把包产到户的主张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称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称为翻案风。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这些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了。

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8万余字的长篇申诉信。彭德怀在信中叙述自己的历史和参加革命的经历，郑重地向党申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

8月22日，他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上插话，批评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

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很明显是指国家计委。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带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过去几年，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深刻体会主席的思想，就是说，没有认真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做好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工作。

情况表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中央领导有不同见解。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汲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也部分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庄倒一切的。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10月15日至11月1日，国家计委会同农业、工交、国防、财贸、文教、科学六个方面的部委领导做进一步研究，提出1963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委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如何估计经济形势，这是编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对经济形势好转的程度估计夸大或者估计不足，都不利于合理、全面、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

在1962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对经济形势作了客观而又辩证的分析。他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有了显着的好转，看不到这个好转，看不到调整的成绩，看不到已经从被动转向主动，看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作用，看不到光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或者认为没有问题了，可以把八字方针放在次要地位了……也是错误的，是要吃亏的。他告诫说：经济形势的好转，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来辛勤努力所取得的，如果不继续小心谨慎地做细致的工作，就不能巩固。全国计划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者对形势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认为1962年总的形势正在全面好转，但还只是开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年的水平，基本原料、材料工业特别是木材、煤炭、有色金属、特殊钢材等还是薄弱环节，国防工业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此，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争取更大的好转、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在鼓足干劲的同时，步子走得要稳，工作做得要细。有了这样的共识，在安排1963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大家的思想比较冷静了。会议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案为80亿元，各地方、各部门还嫌不够，又追加到亿元。经过讨论，大家认为85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同意搞两个方案，第一步先按照70至75亿元的投资来安排项目，第二步到夏收之后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再调整。会议初期，各地方提出的1963年职工人数，不是减人，而是要增加30万人左右。按照中央定下的两年减少职工1056至1072万人的任务，1963年需要减少职工170万人左右。

地方的要求同中央的任务相差200万人，加上中央各部委要求增加的人数，差额更大。

经过讨论后，与会者都认为必须完成中央规定的减人任务。会谈形成了关于1963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其中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在1963年全部积累额中，用于农业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在财政收入新增加额中，用于增加支援农业的资金也占一半左右。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业的部分占30％，比一五计划时期的92％和二五计划时期的16。5％的比重有相当大的提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李富春全面汇报后，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3年经济计划安排意见。

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九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干部盲目乐观的情绪重新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各地将1963年当做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形势？调整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了？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在处理国民经济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指导思想。6月1日－15日，在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一种意见提出，把调整作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调整的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坚持，虽然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1963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毛泽东指示，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学会管理，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今后三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时，针对重新出现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调整从1961年开始要进行5年，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还要继续调整。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i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他还强调指出以下两个问题：（一）基本建设是真正的基本建设，不要把四项费用、设备更新统统包括在内，要老老实实，有多少就是多少。（二）搞一个城市规划。沈阳市的烟（尘）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能消灭？要搞一个城市规划，列入基本建设项目，几年搞完，定了以后交给市里管。程子华汇报说，使用了20年到50年的旧钢轨需要换的有13万公里，其中干线6000公里，计划3年搞完。邓小平指示：算什么三年搞完？算什么明年搞公里，后年搞3000公里？现在就搞，今年下半年就搞1000公里，免得天天提心吊胆。

并旦指出，要研究外贸两年以后的变化。再过两年，外债都还完了，每年可以省5－6万卢布。那个时候，进口和出口一些什么东西？要联系国家建设，搞个规划。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指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现在不搞了。

1963年、1964年、1965年调整三年，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假如1963年到年是调整，加上19611962两年，实际上就是五年调整。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把基础打得更扎实，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得更好，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搞得更好，不要仓促。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1963年、1964年、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水平上取得基本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走上正轨。这样就把原来设想的三五计划起始时间，由1963年推迟至1966年。

在指导方针上，中央提出，1963－1965年，在过渡阶段应当贯彻执行以下四条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作为其中的四条方针之一，使过渡阶段的经济方针更加丰富、具体了。

在执行八字方针的重点上，前两年贯彻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这三年虽然也叫调整，但内容多少和19611962两年有所不同现在开始的调整更着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前两年的调整是被迫进行的，后三年的调整是主动、有计划地安排的。在实行三五计划前再用三年继续调整，使国民经济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获得一个稳定可靠的发展新起点，这不但能为新的五年计划和更长期的发展规划奠定牢固和成功的基础，而且在五年计划的相互衔接与发展比较上也更便于操作和计算，更有利于计划的制订。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