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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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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不要学对抗式的美国模式，适当地学一点丹麦、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动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8年抗震救灾体现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放的、透明的现代救援体系。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不仅为我们的抗震救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于民心的崛起，在于每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参与感和自豪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中国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们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真是13亿人众志成城，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互相提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伟大力量。我希望中国式公民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大大丰富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当时的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谈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的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西方苦心积虑地鼓动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他们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数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作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我个人以为这个词也许可以翻译成“成熟的心智”。在英国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是一种很高的赞许。议会制度在英国运作得相对较好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和微博的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就是中国要被开除球籍了，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严厉斥责。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的心智”，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乱了方寸，以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天要塌下来，国将不国，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只要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中国还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只要我们沉着应对，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中国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中国模式虽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必须认真着手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最终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但是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所以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沉着应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简言之，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如果中国自己乱了方寸，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了，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容争议的事实，需要我们冷静应对、认真处理。处理得好，我们的发展就能比较顺利与和谐，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经历挫折甚至危机。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策的实施、中产阶级壮大、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等，问题得到了缓解。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成了亚洲之最。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引来不少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上述观点与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大的差异，我愿在此谈谈自己的观察，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窝棚大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人挤人每天排长队上厕所、排长队等候供水车的到达。阴沟是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频发。印度城市中还有大量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点多坐飞机抵达加尔各答的，从机场到市中心饭店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印度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你若给了其中一人一点钱，一下子就围上来十几个，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馆，甚至明天还来旅馆门口等你。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基贝拉（Kibera）的贫民窟。内罗毕5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 000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50％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春运”现象：我们每年春节期间会有上亿农民工回乡探亲，然后再返回城市。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要返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现象？人家也有自己的节日，但没有这样的返乡情况。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家乡除了有亲人之外，还有自己或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巴西、肯尼亚，大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或社会革命，或者经过了某种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剥夺了，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他们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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