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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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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可以作这么一个粗粗的比较：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国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震惊，惊动了总书记和总理，惊动了全国所有的媒体，不少人以此推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大危机。黑砖窑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种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是以印度为例，根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印度至少有1 000万到1 500万（有人甚至估计6 000万左右）的“儿童抵债奴隶”，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家长把他们卖给雇主终日劳作以偿还所欠债务，而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区区几十美元。这些本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只能为买断他们命运的雇主奴隶般地干十来年，他们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处理等行业。在印度，“儿童抵债奴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印度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体似乎对这类事情已经相当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责众；二是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睁一眼闭一眼；三是这些孩子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第四，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被雇主收买的不少。
英国广播公司之前拍了个《印度儿童奴隶》（Child Slave of India）的纪录片，采访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们对这个问题，要么否认，要么搪塞，但英国记者抓住事实不放，他仅仅访问了一个镇，就了解到该镇有1 5000个这样的儿童奴隶，但是各级官员还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员真正关心上千万的这种低种姓出身的儿童奴隶？像印度这样一个此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比中国至少超过百倍的国家，自我感觉却很好，对前途甚为乐观，而我们不少国人则认为黑砖窑这类事件预示着天要塌下来了。这类事件固然严重和恶劣，我们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并顺藤摸瓜，把类似的问题一个个解决，让坏事变好事。但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远远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前面，去实现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
至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特别是“农村像非洲”，则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无知。我不知道持这些观点的人有没有去非洲农村实地考察过。我去过18个非洲国家，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树枝在泥地上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盖的房顶或者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大都没有电。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而中国多数农民在过去30多年里都盖了砖房，许多还翻盖了不止一次，彩电都普及了，农村的网民数也早已过亿。
这只是个浅层次的比较。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非洲面临着一些中国农村所没有的特大问题，如战乱、社会解体、瘟疫规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战火最多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消逝于战火的生命恐怕超过1 000万。仅于20世纪90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从1998年开始的战争，又被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9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万。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三个月内就有100多万人丧生，苏丹1983年爆发的内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40万。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最新统计，非洲现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个人染上艾滋病。现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是2 500万人，2005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人数达200万。我曾去过斯威士兰，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艾滋病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供不应求。一个斯威士兰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亲戚和朋友的追悼会，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壮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根本无力对付艾滋病，药品都发不到基层。
非洲发展最快的另一个产业是保安业，因为恶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趋势发展，在非洲许多城市，白天的行凶抢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险。原因是什么？一是贫困，穷则思变。二是家庭和社会的解体，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这些孤儿现在已长大成人，以赞比亚为例，孤儿人数据说已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从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反映这一切问题的综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寿命普遍才50来岁。卢旺达的公务员则强烈要求：应该从45岁就开始发放退休金，因为卢旺达今天的人均寿命才40来岁，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老规定是60岁才发，已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人均寿命怎么也在65岁以上啊。以我的观察来看，非洲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文革时候中国农村的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把今天的中国农村比作非洲，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们农村的局部地区可能和非洲农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区还要差，但总体上，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村，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联合国曾经通过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要把自己的极端贫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中国于2003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对多数非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该目标再过几十年都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比方进行比较，你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开两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当然非洲很多国家也在认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比方说，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肯尼亚的人均寿命才55岁，乌干达的人均寿命也才45岁，两国在经济等各个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但他们也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另外，这几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加很快，带动了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石油等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使不少非洲国家受益。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评论，力求使我们在观察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有一种更为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40万亿元，约为印度的四倍。财政收入达8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0万亿元。这与3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 6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 13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暂时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以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2005年访问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做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于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做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20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导致整个沿海地区农民工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70％以上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今人难于想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的父亲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处在各自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有些人喜欢谈论北欧模式，但像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各种社会矛盾，以英国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无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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