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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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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颇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
  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
  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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