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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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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法也是禁榷法的一种，其制由国家设茶马司，将所收之茶，与少数民族换马。南宋时此法最盛，乾道初（公元1165年），川秦八场，以茶易马九千余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以茶易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
宋朝茶课收入在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收课额，与盐课相埒。宋初，每年仅收入仅数万缗至数十万缗，至蔡京变茶法后，每年净收入最高可达四百余万贯，南宋时茶课每年净收入亦在二百七十万贯上下。
三、酒 课
宋朝酒课制度有三种：（1）城内置务，官府酿造酤卖；（2）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而卖与人民酿造；（3）县镇乡闾则人民自酿，官府征税，如有剩余，经官府批准，亦可出售。前二种属官榷（即专卖）制，第三种属征税制。
宋朝榷酒制度各地实行时间和实施办法不尽一致。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九月，始榷吴越酒酤。由官府置局酿造，并支付柴薪之费、吏工俸料。结果国家支出甚多，收入无几；且主管官吏为多取盈羡，不遵酿造之法，致使酒的质量低劣，又常抑配于民，酒课按榷酤岁课附于两税征收。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改变官酿酤酒之法，而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如酒课达不到规定的数额，由酿者补偿。其后应募者少，还是多由官酿。宋代酒课课额有定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规定酒课依三年间的平均数为额，但统治者认为遗利未尽，不断增加酒课，致使酒课日益加重。
南宋酒政之弊，始于赵开变酒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从成都开始，罢除官府出资酿酒酤卖之法，而在原来办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持，民以米入官自酿，每户纳钱三十文，头子钱二十二文，此法称隔槽法。次年即普行于四川四路，凡置官槽四百所。这种方法初行时，尚于民无大害，但国课减少，官吏则强令百姓酿造，甚至规定月额，不论是否酿造，强制征收酿造钱。四川酒课因此而大增（由一百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
宋代三京实行官卖酒曲之制。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诏令在京酒户赊买曲货，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以三年为期，三年满日再以购曲货多者承替。
宋代酒课除正税之外，还有附加。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初收“盐酒课利钱”，每年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供京师，酒课上供自此为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令官务酒课每升添一文，叫做熙宁添酒钱。嗣后添酒钱不断增加，至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年），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酒增十八文，称为建炎添酒钱。在加重征收的情况下，国家税收虽增，人民却不堪忍受。
四、矿 课
宋朝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铅、锡、水银、朱砂、矾等品类。宋初坑冶场凡二百零一，治平时（公元1064—1066年）为二百七十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矿课皆以实物缴纳。课额无定准，金课以皇 时收入最多，达一万五千余两，银课以天禧年间收入最多，达八十三万余两；铜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铁课以治平年间收入最多，达八百二十四万余斤，铅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九百二十万斤；锡课也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二百三十余万斤；水银年课在二、三千斤之间，朱砂天禧时，年课达五千斤。
宋朝对矿课控制较松，因为坑冶兴废无常，课额不足，扰民至甚而国家受益不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矿课为额由百姓承买（即扑买），然后申卖于官，并禁民间私相贸易。但官卖法弊病不少，钦宗时以矿课扰民，重新整理矿政，尽罢扰民之举。宋室南渡后，矿政渐废弛。
五、商 税
宋朝开国之初，统治者以五代赋税苛重，百姓积怨至深，所以实行轻税政策。太祖时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 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又“除广南旧无名配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七月，“减广南无名率钱。”“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等等。宋朝商税的征收机构是“务”，各地州、县皆置务设官，行者携带货物，征收“过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居者买卖货物，征收“住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商税轻税政策，加速了商货流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自太宗淳化以后，商税税制渐有改变，税额亦有增加。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实行商税定额制，每州各以本州端拱元年（公元998年）——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间税额最高的年份的实收额作为定额，即“比额”。此后又以五年之中的平均数为定额。南宋后定额任意加增，于是失去定额意义。
神宗熙宁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加之军旅之费屡增，为满足财政的需要，便大肆增加赋税，商税额外课征也逐渐增多，先有市易钱，以供“务”吏俸禄，又有对商运五谷所征的力胜税。
哲宗元 八年（公元1093年），从苏轼奏请，暂免商人入京粜粮的力胜税。宣宗政和时（公元1111年—1117年），额外征收“一分增收税钱”，嗣后，又有三分或五分增税钱，称“三、五分增收税钱”，最高时达“七分曾收税钱”。宋室南渡之初，曾对追随南宋政府南去的百姓及两淮复业百姓免征商税，但不久就大肆征敛，而且甚于北宋。
宋朝商税的弊政之一，即征税官吏的贪刻。从北宋开始，即有扣留商船，酷索百姓之事。南宋官吏苛取于民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私场，算及缗钱、 、米、菜菇、束薪之属。”“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更有甚者，连应试举子所带路费和自用物品，也加以拦截抑令交税。百姓将商税务视为法场。可见宋代商税的苛暴。
由于征税比额不断提高，加之官吏酷取于民，所以宋朝商税税额不断增加。北宋至道时（公元995—997年）每年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公元1021年）达八百四十万贯，以后各代，大体稳定在八百万贯上下。
六、市舶课
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至宋朝始进入兴盛阶段。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秀州之华亭（今上海淞江县）、密州之板桥（今山东胶县）等沿海都市设立市舶司。
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即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抽买的品种与数量随国内情况随时变动，至于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如铜钱，南宋时成为绝对禁止出口的物品。
宋朝对市舶的抽解和抽买，即市舶课，根据情况的不同，常行变动。
抽解是对舶来商品的征税，税率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有时达到十分之三四，而且，商品品种不同，税率亦有高低。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规定，“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
抽买亦称情买，即国家对舶来商品的强制征购。太平兴国中（公元976年）京师设置榷易院，后来为榷货务。抽买由市舶司负责，抽买的货物开始全部解运京师榷易院，国家根据需要情况或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业作坊，或转售给商人，而获巨息。抽买的数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太宗时，抽买货物的一半，仁宗时，抽买货物的十分之三，南宋则往往抽买货物的十分之四。
除抽解、抽买之外，尚有禁榷之制。所谓禁榷，即只许官府收购，配给其值，绝对不准售与商人。禁榷之外的货物再行抽买。太平兴国初，对舶来商品全部实行禁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始定八种禁榷货物，其余三十七种药品为非禁榷货物，非禁榷货物在抽解之后，国家抽买一部分，余者可任舶商与民贸易。
由于国家重视市舶，因而市舶发展很快。北宋时，贸易品种不过五种余种，南宋时已达三百余种，市舶课收入亦大增。绍兴七年皇帝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
七、杂 税
宋开国之初，一度废除若干杂税，事隔不久，这些废除的杂税便全部恢复了，于是，五代所有苛征杂敛之法，均被宋朝承袭，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杂税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对人民扰害最大，国家收入较多的杂税有下列诸项：
（一）印契税：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始征收印契钱。初，只有典卖房产田地输印契钱，徽宗宁三年（公元1104年），典卖牛畜也征契税，并规定典卖牛畜契纸、租税钞（凭证）、典卖田宅契纸，均由官府印造，用者除纳笔、墨、纸张工墨钱外，另收息钱助赡学用，收息不得过一倍。从契税负担来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按典卖钱额为标准，每贯收契钱四十文；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贯加增二十文，充经制移用，总共收钱不得过百文。南宋以后，契税更重，致有按民户物力科配的现象，名为预借契钱。
（二）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系经制钱与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首创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当时方腊起义方兴，东南军旅之费告急。两浙、江东发运经制使陈亨伯，请求淮、浙江湖、福建等七路，在卖酒、鬻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色税种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增收二十文以充经制之用，叫做“经制钱”。这种税，以官名定税名，属地方附加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无名杂敛。经制钱不独立征课，而是在若干税种之上，略征附加税，然后归而为一。此税虽不直接课于百姓，而以商贾为课税主体，但商贾势必将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实质仍是对百姓的盘剥。行之不久，因其病民而罢。宋室南渡后，又恢复此税，并得到广泛推广，而且税率屡增，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总制钱系仿经制钱而成。自经制钱实行后，卢宗厚亦按经制钱的方式税上征税，后翁彦国为总制使，亦仿其法增收少许，归为一目，也以官名税，称为总制钱。靖康初，一度废除。南宋恢复征收，而色目更广。经制钱与总制钱合并之后，每千文征收五十六文。北宋时每年约得二百万缗，南宋初只收百万缗，绍兴十六年以后，岁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
（三）板帐钱：板帐钱系东南诸路港口供军征收的钱，《宋史》载：“以“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以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后来发展成为无孔不入的苛敛手段。“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
（四）月桩钱：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1132年），当时韩世忠驻建康，需军饷，令漕臣以经制钱、上供钱等供应，漕臣愿动用所领之钱。于是以大军需用月饷为名，均摊各地，月饷的拨付，宋代称为月桩。均摊各地之大军月饷，本无名目，于是以用途名税，称“月桩钱”或“大军月桩钱”。 在两宋，这种既无固定数额，又无一定的征税对象，随时需用，随时摊派的杂税，各色极多，如曲引钱、纳醋钱、户长甲帖钱、卖纸钱、保正牌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更有甚者，诉讼不胜，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官吏恣意贪求，没有止境；民间受弊，不可胜言。
（五）和买：和买在唐后期即实行过，宋始于太宗。当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他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困乏之时，将国库之钱预贷给百姓，至夏秋冬输绢于官。这是和买绢的开始。和买成为统治者重利盘剥的手段，这时和买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变相的赋税，其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强制抑配。国家和买，本应根据百姓的有无，负担能力的大小，分等和买，但在执行中，往往抑配于民，以收重息剥夺细民。
2给钱少、输绢多，不等价交换。百姓所得之钱甚少，而官府索取之钱甚多，刻剥甚于商人，如布，市价每匹千文，官府和买仅给四百文，与市价较之少给钱五分之三。
3和买之息过重。春贷钱于民，其息竟达五分。
4和买变折。和买应经绢偿还，但常常转折他物，如折收钱、麦等物，又称折帛钱。由于折变比例不合理，人民的负担往往加重许多倍。
5和买之外另加手续费。在和买时，又向百姓索取市例钱、头子钱、朱墨钱等不同名目的手续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6名为和买，实为强夺。名义上是官府给钱和买帛绢，实际上往往不给钱而强取之。这种现象在北宋后期屡见不鲜。
这些手法根本没有宽恤之意，相反是一种变相掠夺。至南宋时，和买竟不给钱，而随两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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