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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国女性-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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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李贽等文人的男女平权观念
中国男女平等思想萌芽于明王朝中后期。当时，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因此，在意识形态上随之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反映在妇女问题上，则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否定。 李贽，生活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他批判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肯定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反对“夫为妻纲”，“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等论调，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认为男女智力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才显得妇女见识不如男子。他例举历史上杰出女子的事迹，说如果让妇女也有学知识广见闻的机会，“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上册） 李贽还从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出发，主张妇女婚姻自由。针对封建卫道士责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自由结合是“淫奔”，他却赞赏说“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歌颂他们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藏书·司马相如传》）他还反对要求妇女守节的吃人礼教，主张寡妇改嫁，也反对男子多妻。李贽自己年老丧子，宁可无后也不纳妾。他的这些言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清朝初年，出现几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讽刺程朱理学等的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 此后，曹雪芹的《红楼梦》，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摧残妇女的罪恶，并反对男尊女卑，赞美了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女子，歌颂自由婚恋。 特别是李汝珍的《镜花缘》，明确表示出他反对妇女缠足、穿耳等矫揉造作；反对算命合婚；反对讨妾；承认男女智慧和主张女子参政等观念。他在书中通过武则天的谕旨，宣称“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异”，书中一百位才女，与男子一样读书、科考，并都名列高科，做官的做官，封王的封王。他不但完全打破了贱视女子的心理，而且把女子的智慧、地位提高与男子平等。这种朴素的女权思想是前所未有的。稍后，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俞正燮著有《节妇说》、《贞女说》，认为要求女子守节守贞是不公平的，如果“妇无二适之文”，那么“男亦无再娶之议”。他主张夫妇之间不分尊卑，反对一夫多妻，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 明、清这些思想家、文学家的男女平等思想，是中国社会经济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这些主张虽未形成思想启蒙运动，也未对中国妇女的解放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对以后的妇女运动却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太平天国的男女平权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他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观念，创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理论，也包括对妇女问题的观点。在《原道觉世训》和《天情道理书》等书中，他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兄弟姐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他主张男女完全平等。因此，太平天国的许多立法资料中体现了男女平权。如《资政新篇》中，在禁溺婴儿、济施孤寡上，男女一视同仁：“禁溺女子。不得已难养者，准无子之人抱为己子，不能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溺者罪之。” 太平天国实施男女平等思想，首先体现在妇女参政上。 太平天国很重视妇女的参政权，他们独创了一套女官制度，让妇女和男子一样正式参与管理政事。女官主要分为朝内（中央政权）、军中和职同（后勤、生产机构等）三种。在“朝内女官”中，有左辅正军师一员，前导副军师多员，这属于高级政权管理职务，中下级女官的数量就更多了。“军内女官”，女军中各军的总制、监军、军师及各级负责人都由妇女担任。军队的女负责人完全是以平等权力和男性负责人共商军中大事。“职同女官”，主要有殿前绣锦指挥二百四十员，绣锦将军二百员，这是主持妇女刺绣、缝制朝廷及军用冠服和其他劳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太平天国的女官数量多，活动广泛，有职有权，真正与男子一起管理国家大事。 其次，太平天国设女子军事组织女营，组建女军，天王下诏令中，有“通军大小男女兵将”，“通军男将女将”等，把男女将士并列，一视同仁。后来，女军发展到四十个军，十几万人，“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立下显赫战功。 第三，太平天国重视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来保障男女平等。他们设女馆，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学习生产技能。太平天国的《醒世文》中，提出：“丰衣足食几安乐，父母妻子准随营。同享天福食天禄，骨肉团聚享福深。”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曾明确规定在经济上男女平权：“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太平天国在土地制度上的男女平权，是中国土地分配史上空前的创举。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土地分配只承认男性家长的权力，妇女完全排斥在外，即使有的朝代也分田给女丁、女口，但是男女分田的数量差异悬殊。遗憾的是，《天朝田亩制度》未及实行。 第四，太平天国还革除了一些歧视和奴役妇女的社会习俗，如严禁奸淫，取缔娼妓，主张一夫一妻制，破除买卖婚等陋习，禁止缠足和蓄妾等。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只经历十几年时间就失败了，而且，太平天国内部也存在偏激与不彻底处，如：他们一方面主张男女平等，一方面又严禁男女交往；他们反对宿妓纳妾，但洪秀全以及东王、西王等却妻妾嫔妃成群，因此，太平天国的男女平权并未超出封建范畴。不过，太平天国的男女平权毕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 妇女的觉醒在清朝末年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经过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打击，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晚清政府再也无法按照“祖宗成法”保持它的天朝尊严了。一方面，“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局面单靠宋明理学制造出大量节妇烈女已无法挽回；另一方面，人的觉醒已成定势。拿钦定的《大清律例》来说，“祸之源于男女而起者”的案例占了一大半。官场腐败，娼妓复盛，广大妇女不堪沉默受虐，纷纷冲决种种羁绊，有识之士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大声疾呼。此外，洋务运动掀起热潮，外交、通商、编练新军、开办工厂矿山、铁路、学堂……使得长期封闭的封建“铁屋子”透入了新鲜的空气和阳光。这股开放之风冲击着封建礼教、旧式婚姻，以及各种陈规陋习，也撼动了几千年一成不变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男尊女卑。女性的发展和唤醒妇女自身的觉悟，已历史地、必然地成为社会改革的焦点。 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作词呼吁：“智欲萌芽，权犹未复，期君立挽颓风。化痼学应隆，仗粲花莲舌，启聩振聋。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戊戌时期女性的发现（图）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维新变法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观念已被引人中国，男女平等思想逐步为维新派人士所接受，并把妇女的解放与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开始冲击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 最先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是康有为，他在变法前写的《大同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妇女问题。他列举种种“妇女之苦”，描述了中国妇女所处的“可惊、可骇、可嗟、可泣”的悲惨处境，责备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予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天道之至甚者矣”。康有为觉得压制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之事。他提出的解放妇女的纲领是：设立女学，使妇女能接受教育；婚姻自由，女子可自行择夫；废除缠足等摧残妇女的旧俗。康有为说：“男女平等，各自独立”是天赋人权。他抨击封建宗法制度，把妇女问题提到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 维新派梁启超则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原因，他认为女子社会地位低下是经济不独立的结果：“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梁启超：《论女学》） 此外，梁启超突出地阐述了维新派关于发展女子教育的观点，他从强种保国，培养贤妻良母这一目标出发，论述了兴女学之必要。他的观点突破了“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把发展女子教育同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联系起来，并付诸实践，兴办女学，制定女子学堂章程等。 而谭嗣同，却十分关注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迫害，批判宋明理学对妇女的压制。他认为片面要求女子守节，男子却可以妻妾成群，这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应该是“平等相均”。潭嗣同的《仁学》一文中，认为“仁”就是要“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包括男女平等。他反对夫妇间的从属地位，并主张婚姻自主，不得强人为婚，不得索取聘礼，不相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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