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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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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遭遇挫折后，依照先前的计划，科尔米特、扎赫迪和其他一些关键的政变参与者都要立即搭乘美国驻伊使馆的军用飞机撤离伊朗，但是扎赫迪并未离开伊朗，他一直到政变即将最终成功时才从藏身之地出来。此后科尔米特行动组又做了多次努力以再次发动政变，例如在德黑兰街头大量散发国王诏书副本，指责摩萨台抗旨不遵，已经违反了宪法。扎赫迪的儿子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也说虽然他父亲已经被合法地任命为首相，但是摩萨台却以扎赫迪要发动政变为由逮捕他，因而摩萨台才是一个叛乱者，这一信息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并在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前引书；p77　　　　
　　　　8月17日，科尔米特政变筹划组出资5万美元，收买了一些伊朗人组织了一场大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还要求参与者高呼人民党的口号、高举人民党的旗帜以蛊惑人心，并且要求他们袭击礼萨王的陵墓和一些宗教设施。这次游行对市民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他们对人民党的深深恐惧。这次游行队伍中的确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党党员，他们以为游行是人民党党部发起的，所以就盲目地加入其中。随后几天这样的游行接连不断，搞的人心惶惶，于是摩萨台就下令驱散游行队伍，可是这又引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党党员的不满，人民党因此与摩萨台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对政变者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此外，政变者还鼓动其他地方的部队开进德黑兰以帮助对抗摩萨台力量，美国的军事顾问团也向亲扎赫迪的部队提供了急需的军事装备。David　WLesch（ed）；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　p61；Westview　Press，1999　　　　
　　　　深感威胁的摩萨台在8月18日晚下令他所掌握的警察向扎赫迪藏身处逼近，这迫使科尔米特不得不积极寻求对策。因为这时在中下层伊朗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卡萨尼已经与摩萨台分道扬镳，所以科尔米特想利用卡萨尼来组织反对摩萨台的大游行。两名中央情报局人员与卡萨尼身边的阿哈迈德·阿拉迈斯会面并给了他1万美金，要他劝说卡萨尼组织反政府游行。虽然对卡萨尼是否接受了美国的建议缺乏证明，但是8月19日上午在德黑兰大市场的确发生了人数众多的大游行，游行者袭击了政府办公大楼和支持摩萨台的报纸及政党总部。与此同时，一支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并进行谴责摩萨台、支持扎赫迪的广播，一位空军将领则带兵赶到扎赫迪藏身处，把他从多日的隐居生活中解脱出来。伊朗军队总司令部也被政变者占领。之后政变者就向摩萨台的官邸开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造成300余人的死亡，摩萨台在慌乱中躲进邻居家，第二天向扎赫迪一方投降。政变取得最终的成功。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p176、197　　　　
　　　　在摩萨台被推翻后，亨德森大使于8月27日向国王转达了来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祝贺：“出自已经成为我们两国关系基础的友谊的精神，在你愉快地返回你的国家之际，我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为你增进你的人民的财富和维护伊朗独立的每一个成功都一如既往地致以美好的祝愿。”Yonah　Alexander　and　Allan　Nanes（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　Documentary　History；　前引书；p250

美国与伊朗1953年政变美国在伊朗政变中的作用和基本动因评价

　　　　虽然英国和一些伊朗人以及摩萨台本人对他的倒台也要负责任，但是显而易见，要是没有美国的插手，摩萨台政府还会继续执政。实际上，当摩萨台在1953年夏仍在执政时，他的一些挑战势力都受到削弱：亲英分子赛义德·扎阿和卡瓦姆已经失势，英国已被赶走，卡萨尼在议会中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在推翻摩萨台一事上已经失败了两次的扎赫迪也已经躲藏起来，虽然一些伊朗军队支持政变，但更多的却是忠于摩萨台。所以那时伊朗并没有哪个组织或人物能在不借助外部势力的情况下就能推翻摩萨台政府，这一状况只是在美国参与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美国官员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帮助下制订了政变计划，而且随后给予资助和指导，有关政变的决定、政变计划、甚至是选谁作摩萨台的代替者等诸多事项上，巴列维国王事先并没有被咨询意见，后来国王也只是不情愿地表示支持政变，而且在政变遭遇初始的挫折后，他就立即飞离伊朗。当政变初始遭遇挫折时，中央情报局官员又立即制订了新的计划和策略。虽然一些伊朗人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都是在中央情报局政变小组的指挥下行事的。政变名义上的领导人扎赫迪在大部分时间内是躲在中央情报局的安全驻地，事实上，是美国人在政变进行中担当了领导责任。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前引书；p80　　　　
　　　　就美国在伊朗1953年政变中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军事援助局局长在1954年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在政变）几乎就要失败时，我们违反了我们的常规，采取了一些行动，其中之一就是立即（向伊朗）军队供应物资……他们手中所持的枪械，他们所乘的卡车，他们驾驶着穿过街头的装甲车以及他们借以进行指挥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完全是以军事防御援助计划的方式供应给他们的……如果没有这项援助计划，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可能现在还在掌权。”〔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6页。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当时伊朗事态的关注，他说在政变初始遭遇挫折时，“我们并没有停止试图挽回这个局势。我每天与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进行商谈并阅读我们驻在当地的代表的报告，他们正与国王的支持者一起积极工作”，“在这个危机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为支持国王作了它一切能做的事。”〔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译本），三联书店，1978，第195、196页。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没有美国的积极涉入，扎赫迪和其他伊朗势力难以取得这次政变的成功，至少不会这样轻易地取得成功，这也难怪巴列维国王返回德黑兰后对科尔米特感谢说：“我把我的王位归于真主、我的人民和我的军队——还有你。”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199政变之后的数年中，伊朗国王对科尔米特礼遇有加，科尔米特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伊朗四、五次，也常向美国决策当局转达巴列维国王的口信或书信，也经常在美国发表一些有利于伊朗国王的言论。洪秀菊：《危机：决策、处理、谈判——美伊人质危机个案》，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第70页。　　　　
　　　　美国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主要是基于防范苏联的目的，在科尔米特提出的长达22页的“阿加克斯”行动报告中，在其所著的《反政变》一书中，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占据了他的很大一部分视线，诸如“苏联的威胁的确存在，而且会有立即的危险”、“摩萨台和人民党联合行动”、“摩萨台越来越依赖苏联”、“苏联支持人民党，人民党支持摩萨台”等字眼随处可见。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p2；3；11对于科尔米特的上述观点，美国国务院有些人在1953年就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当时伊朗并没有受到共产党颠覆的威胁，而且人民党虽然与苏联相当接近，但是与摩萨台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摩萨台曾在1949年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1951年人民党支持的示威游行也遭到摩萨台政府的镇压；再则，人民党对摩萨台与美国接近也非常不满，对摩萨台拥有大量地产也是颇有微词，这样看来，摩萨台和人民党怎么会结成同盟呢？另一方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撒手人寰，苏联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正忙着政权交接，也很难对局势并不明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更何况伊斯兰化的伊朗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戒备心理，苏联要想在伊朗有所图谋也是非常之难的。说到底，美国因为恐惧苏联对伊朗采取行动而要在伊朗发动政变的主张是不恰当的、也是多虑的。洪秀菊：《危机：决策、处理、谈判——美伊人质危机个案》，前引书，第43～44页。

美国与伊朗1953年政变伊朗政变对伊朗以及美伊关系的影响

　　　　政变对伊朗的国内政治产生的即时后果就是继任的扎赫迪政府对一切反对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摩萨台及与其联系密切的同事或遭到逮捕，或被迫躲藏起来；一些可疑的人民党驻地遭到搜捕，一些报纸也受到骚扰或被迫停刊，军队和警察对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中出现的零星示威也给以强势打压。到9月底，大约有1400多人遭到逮捕，到年底至少又有700人入狱，大约有3000名被控与人民党有染的政府职员被解雇，武装部队也清洗了一批可疑人员，一些反对新政府的部落也受到严重打击。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前引书；p86作为被推翻的对象，摩萨台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至死都被软禁在家中，而摩萨台政府的外交大臣法特米（Husseun　Fatemi）则被处决。支持摩萨台和民族阵线的民众或逃或散，民族主义力量因此大受损害。　　　　
　　　　政变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权。政变成功后一些参与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纳西里上校晋升为将军，负责创建巴列维的秘密警察组织；扎赫迪出任伊朗首相，其子则成为巴列维的姑爷，后来出任驻美大使这一要职；而在政变初始受挫后驾机把巴列维夫妇带到国外的卡特米（Khatemi）则成为伊朗日后的空军司令，并与巴列维国王的另一女儿成婚。在扎赫迪政府中，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是将军，这也表明当时的伊朗实行的是军人统治，与美国的民主精神是不相符的。新政府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行动，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民族阵线及其附属机构，而且曾经反对过民族阵线的人民党、劳工党和卡萨尼的宗教组织也受到了压制，它们再也没有恢复到摩萨台时期那样的势力和影响。民族阵线和其他那些组织是现代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传统中下层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组织，政变及其后权威政权的巩固大大提高了政府对这些阶层的统治力度，现代中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政变的后果之三是埋下了伊朗人民仇恨美国的种子。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先前非常亲近美国的伊朗政府突然采取了极端反美的外交政策，这曾让很多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搞不明白，美国给了伊朗那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帮助伊朗从一个贫困愚昧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可是伊朗竟然反过来仇恨美国，这究竟为什么？其实这时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可从1953年政变中找到缘由。1953年政变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之前美国被伊朗人民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但是这场政变让伊朗人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1953年政变推翻的是人民支持上台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是一个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但可惜的是，在摩萨台时代，这些人并没有像在1979年革命时那样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支持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却被一个独裁政府所代替，人民自是不满。政变后扎赫迪和国王严厉镇压人民大众，使伊朗人民深受其压迫之苦，美国恰恰是这个独裁政权的催生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它理所当然会受到伊朗民众的痛恨。而且，此后重新获得权力的巴列维国王把大笔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大搞军事建设，“替美国人服务”，充当了美国的傀儡，可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这一切不满在1979年革命时得到总的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伊朗群众为何在伊斯兰革命中及其后都那么痛恨美国了。　　　　
　　　　虽然1953年政变增加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愤恨，但是就政府层面来讲，此后美伊关系却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仰仗此次政变重新掌权的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感激涕零，之后在外交方向上几乎完全倒向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美、伊也因此建立了事实上的依附关系。对于自己的亲美政策，巴列维有如下辩解：“我们的外交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并未能阻止列强对伊朗的入侵，每次战争之后，我国都成为外国势力争斗的场所。”〔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前引书，第156页。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伊朗随后几乎完全亲近美国也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选择了。第四章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第四章美国和伊朗巴列维　　　　
　　　　政权的巩固因为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非常重要，致使美国决策者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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