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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中国人三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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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1)

    信,由“人”和“言”这两个字根组成,是中国汉字中的一个会意字,英文里通常译为“Sincerity”。在中国人所推举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中,它位居第五。    
    在许多中国通看来,“信”是中国这个天朝上邦最少见的一种美德,相信他们也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这一教条后说:“假如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选择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与他们现有的实际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实践中遭到蔑视,那么这一美德一定是‘信’。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表现的品质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们的敌人讽刺他们的地方。虚伪、不真诚、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在详细考察下面这些事例后再来判断这些评论是否符合事实,还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差异。我们不但觉得这一点推测完全合理,而且我们相信,有资历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的。毫无疑问,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信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思想敏锐的学者,当他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能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直率有着很奇特的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直率到了没有分寸,就成了无礼”。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孺悲的故事,西方人觉得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而儒家学者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等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孔子不愿意见孺悲,却不会直接说出原因。    
    后来,孟子效仿了孔子的这种做法。当孟子客居某国时,朝廷曾邀请他上朝。但是孟子托辞有病,目的是希望国王能赐给他首先召见的荣誉。为了表明上次不去的特殊借口,第二天,他在别的地方觐见国王。负责陪伴孟子的官员,在晚上的时候就孔子借故不见孺悲的做法,与孟子长谈了一番。然而,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说假话,是否合乎道德。现在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讲解这段故事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范围。    
    古代的中国人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要远远高出同时代的许多国家的人。他们的史书冗长而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赞赏不已,言辞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他们记录的绝对信任。    
    1788年7月,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据科学考证,我们很早就认识并且证实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中国显示他们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    
    历史的精确性可以由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呈现出来:一是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事件的特点和动机的分析,来对事件做出解释。一些广泛地研究过中国历史的学者认为,从前一条思路来说,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时代的水平;但是从另一思路来说,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于这一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事件,我们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那种使其他国家的历史遭到扭曲的同样的倾向,在中国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就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的思想在忠于历史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孔子自己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重点研究了孔子编撰《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而并不是盯着“圣人生平的瑕疵”不放。《春秋》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包括孔子死后两年的这段历史。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的,关于儒家思想的演讲:    
    “孟子把《春秋》看做是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作者自己也这样认为,并且说,人们因为《春秋》而了解他,同时,他也会因为《春秋》而遭到谴责。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不知道孔子在谈到世人因此而谴责他时,心中是否充满了疑虑。《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我曾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以此解决这个疑惑。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这是证明《春秋》真实可信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且,孔子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方法,看不到这个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真实性是孔子的弟子一直倡导的,但是,《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中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我们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曾经背信弃义的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他们就像南海岛屿的首领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而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    
    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我的朋友曾接待过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要求教他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目的是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对此毫不掩饰地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是不会伤害人的,就像说“你骗人”一样。    
    1857年,库克先生在做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到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和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一样。”    
    中国人平时说话就缺乏诚信,虽然还没有达到作伪的程度,但是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几乎不是真相。在中国最难获得的就是真相,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即使他向你寻求帮助,你也不可能知道全部事实。比如打官司,他要你全权代理,但是,还是会向你隐瞒重要事实。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2)

    这显然并非故意这样,而是中国人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无论你是从哪一点开始着手的,只有到了最后,事情的全貌才会呈现出来。因此,一个熟悉中国人的人,会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    
    你会发现,经常是和中国人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诚信,再加上天性猜疑。中国人的虚伪,使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很不可理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寻求什么,只是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面前,神秘地对你耳语,说要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实,你往往会感到心里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所说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很容易阐述的命题,让商人、旅行家、外交官很是烦恼。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料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即便是被告知了,也不能确保知道的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有受到过教育的,也会很擅长保护自己,就像一头狡猾的乌贼一样,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在旅途中,有人拜访你,并请求你捐款给一些穷人,好让他们开发新的土地。这时,你的仆人不会像我们的做法一样,会干脆地说:“随你怎么做,这是你的钱,你愿意怎么花跟我没关系。”而是会“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说,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了。这样,你就免于捐款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看大门的中国人,会像外国人那样,对不能进入的一群中国人直接说:“这儿你不能进去。”而是悄悄地在一边看着,如果他们进去了,就让狗咬他们。    
    能自觉守约的中国人很少,这与他们的误解能力,以及时间观念淡薄有关。你会有趣地看到,不管真正的失约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出来。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中国人被指责失约时,他会说,这个约会无关紧要,要是约会很重要,他会守约的。如果你谴责他的某一个缺点,他会很快,而且不停地向你说保证改正的话,就像流水一样。他对错误的承认是很全面的——事实上,是太全面了,让你除了真诚之外,就再也不能期待他有别的了。    
    一位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的中国先生,曾在一条古代精辟的格言后这么注解: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并不想帮忙,表面上也要答应下来。“应付他,把事情拖到明天,然后是又一个明天,这样,你至少从心理上安慰了他。”负债的人一般也用这种方法来搪塞讨债人。没有人能指望一次就可以把债全部讨回。因此,账无法一次收上来,讨债人也不会失望。而欠债人每次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下次收账的时候,他还会这么说,然后再下一次也是如此。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虚伪。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施教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不诚实。当孩子还在咿呀学语,只能朦朦胧胧听得懂大人说话的时候,大人们就告诉他,一定要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他们也经常把外国人比做未知的怪物,因此,那些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当他们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轰赶我们呢?    
    因为车上拉的是外国人,所以一群顽童高声喊叫着跟在黄包车后面。车夫被激怒了,向孩子们大吼,说要抓住几个,然后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同样的情况也会这样吓唬,他们会说,要用开水浇他们。对已经懂点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你”、“我砍死你”之类的话就相当于“别这样做”的意思。    
    要想做一个“懂礼”的中国人,就必须掌握一大堆表示自谦的词汇。中国人说话必须要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突出听话者的尊贵。“礼貌”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称呼自己的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其他意思相同的比较文雅的谦称。农村人一般称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这虽然不算是文雅的称呼,但是也算抓住了讲“礼貌”的精髓。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可以很精辟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做客,于是穿了自己最好的礼服。客人正襟危坐地在客厅等待主人的到来。这时,一只正在房梁上嬉戏的老鼠刚把鼻子伸到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逃跑时,不巧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被这场突发事故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出来了。于是,一阵寒暄之后,客人这样解释自己的窘态:“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样的招待方式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作为主人,当你走向宴席时,需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者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    
    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他们用“磕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对你拜服”,而且是各种场合都这样。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忽略了小细节,没有照顾周全,请你原谅。或者骑马走到半路,如果遇到熟人,他们就会停下来对你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管你正打算往哪里走,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    
    中国人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即使是最没有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使得最冷漠的西方人对此赞叹不已,因为中国人会这样,而他们自己不会。我们不断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种小小的礼仪,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是一种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拒绝这种礼仪的人则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比如停车问路的车夫如果忘了把辫子从头顶上拿下来,就有可能被别人指给一条错误的路,此外,还有可能遭到辱骂。    
    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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